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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令人费解之处。可是，葛兆光在引了这段话后，却这样写道：
“在这里，思想史的思路反而有些混乱，‘思想史’的内容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限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第一卷第7页）
只要稍通文墨、略知逻辑的人，恐怕都能看出：在这段话里，葛兆光对侯外庐原文的本义作了怎样的曲解！如果说，葛兆光对科林伍德的那个说法的曲解，主要是通过在转述中改变原文本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表现得比较隐晦曲折，那么，他对侯外庐的原文本义的曲解，却是通过明目张胆地偷换概念的手法直截了当地完成的。侯外庐说“《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强调的是通史的综合性，是思想通史对各种思想（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等等）的历史的包容性，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思想史当作“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侯外庐说他的思想通史“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这后半句话强调的也只是他的思想史的阐释框架，是思想史内容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所以需要“着重”“说明”），而并不包含葛兆光所说的他要把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统统“包括”在思想史的“内容”之中的意思。所以，葛兆光最后的那个石破天惊的“追问”，针对的恐怕只能是他自己，而不应该是受到他无端曲解的侯外庐和科林伍德。
在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论》中，除了对他人观点的曲解以外，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空穴来风的说法。如其《引言》第二段中称：
“回顾现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或许，三分之一是因为西洋的‘哲学史’的现成范式给予转型期中国学术的方便，三分之一是因为‘哲学’一词的西洋意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国学术的诱惑和挑战，还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大学学科的划分中有哲学一系，因而需要相应的教材。……所以，翻开二十世纪的学术著作目录，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似乎还没有以‘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多，而且也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第一卷第3页）
葛兆光这样说，自然是为了凸显他的思想史写作在今天的意义，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根本找不到支撑他的这种说法的统计数据，相反，他在第6页的一个注里提到的通史性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数量就比他在正文中列举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要多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断代性的思想史以及各种分门别类的政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学术思想史之类，也不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以及各个时期的海外学者写的各种中国思想史著作。当然，如果把中国所有大学哲学系所用的各种大同小异的中国哲学史教材都算进去，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总量或许是要超过各种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总量，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还是说明思想史写作“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呢？如果说是前者，我想这一定是个笑话，如果说是后者，那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哲学史”本来就是“思想史”中的一个门类，只不过前者局限于哲学的范围，而后者则涵盖了整个思想领域而已。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者胡适、冯友兰等人之所以以“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命名自己的相关著作，并不是因为“哲学”这个名词的西洋意味对他们产生了什么诱惑，而是因为他们研究的范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而并没有涵盖整个思想领域。葛书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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