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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意义的来源呢？人生宇宙之中，又有谁能离得开时间与空间呢？天地只是空间形态，又如何能“作为时间”呢？葛兆光在“以理工著称的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对自然科学多少懂得一些，如今却在这种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问题上犯迷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以上所述，大多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尤其是第一卷导论）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这些问题在葛书正文一些篇章中的表现，并不是对葛书的全面评价。葛书全文洋洋119万言，想必有其优长之处，足可为人称道。不过，既然他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写法”以及他的新写法的重要性，且亦以写法之新奇而引人注目，笔者在此以他关于写法的论述作为评论的主要对象，当亦不为过矣。当然，除了对写法的论述以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按照这种写法写出来的东西，是这种东西的实质性内容。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写法，在总体上给中国思想史研究究竟有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没有通盘研究，不敢遽下断语。不过，我想，在回答这个总的问题的时候，本文上面提到的各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恐怕是不容回避的。
而在上述这些问题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葛书对实质性问题的表面化处理。如在谈到“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时，作者这样写道：“第一，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殷商时代人心目中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所表现的祖灵崇拜及其与王权结合产生的观念的秩序化。”“第三，值得注意的还有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表现的知识系统的秩序化。”（第一卷第90——102页）而在谈到西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就与殷商时代的比较而言）时，他又这样写道：“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第一卷第125页）葛兆光欣赏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对话语、权力与秩序的关系特别关注，他从秩序化角度把握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固然不足为怪，不过，他把“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作为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却恐怕是太流于表面，而没有触及到殷周之际的实质性变化，如其他研究者所说的天命观的变化、神权观念的演化以及礼仪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变化等等[23]。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过分注重思想史的写法而相对忽视义理辨难、忽视思想的实质性研究的结果吧。
[1]葛书此节在论“仁”前，虽然也谈到了“礼”及礼与仁的关系，但未涉及“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层意思，所以该节最后称孔子以仁释礼，是“依赖于情感和人性的自觉凸显来实现人间秩序”，可问题是：这种情感和人性的自觉是否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呢？对于这个问题，各人观点上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不过，像“克己复礼为仁”这样的基本材料是不可忽略的。
[2]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7页引文。
[3]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中华书局，1961新一版。
[4]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5页引文。
[5]事实上，光葛书两卷徵引书目中提到的思想史论著就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可见作者对前人的思想史撰述经验还是有所取法的。
[6]要不然，也不会在《读书》上连篇累牍地讨论“思想史的写法”，并将其作为所著《中国思想史》的“导论”，还在后记等处一再提及。
[7]如在葛著《中国思想史》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朱维铮等人就盛赞其创意。而葛剑雄虽对其成就有所保留，但对其思路仍然比较肯定。他推荐《中国思想史》为“长江读书奖”候选著作，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8]这两个概念都出自余英时。葛书对余内在理路说似有所辩证，其实却是以偏概全。
[9]此书写于1942年，1944年出版，今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此书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雏形。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11页。
[11]葛书对其“追踪旅行”法作了这样的表述：“第三种是‘追踪旅行’，一些思想史家自信可以重建古代思想史的思路，他们尽可能体验古人的心情，尽可能理解思想的脉络，顺着时间的流逝，一一陈述思想的转换和衔接，他们‘顺着看’历史，想重新跟着思想的历史走一路。”（第一卷第55页）
[1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13]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一章绪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
[14]请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一编第三节第一部分第一、二两段（第104—105页）的行文：“长期以来，思想史家对于殷商两代的思想与文化有一个很顽固的印象，即西周对于殷商来说，是一个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其实这并不可靠，……所以，我也一直有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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