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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表面非精英而实质上却非常精英化的自相矛盾。这是一个方面（即对“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的理解）的问题。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所谓“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方面的内容究竟应该如何纳入思想史撰述之中，恐怕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思想史作为专门史，毕竟是以思想为研究主体、以思想发展为叙述的主要线索的，所以，它必然要把历史上的那些能够推动思想进展的精英人物以及那些能够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的经典之作作为关注的重点，而把其它方面的内容作为次要方面或背景材料。这也是过去许多思想史（特别是思想通史）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的原因所在。葛兆光不满于这种思想史撰述传统，试图撰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把“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作为思想史关注的对象，作为一种尝试，倒也未尝不可。可问题是：他对“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范围的界定却很不明确，更谈不上真正地把握古人的知识结构、以及这种结构与思想内容、价值倾向及信仰世界的关联。如果按照上面所说，一般思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认可的思想，那它在教育不普及、受教育者占少数的古代社会就不可能具有“一般性”。如果按照他在导论中的另一处的说法，把“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与影响分为“启蒙教育的内容”、“生活知识的来源”和“思想传播的途径”这三个方面（见第一卷第23—24页），那么，思想史又要怎样才能容纳如此庞杂的内容呢？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思想的背景与主体的关系究竟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葛书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恐怕是不如人意的，也是与其初衷不相符的。即就“一般知识”的范围而论，葛书中涉及的知识领域也是比较狭窄的，不要说像涂尔干那样把握知识的“原始分类”，就离孔老夫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还差得很远。尽管作者按照专题形式对章节目录作了一些设计，并且“很费心思地在通常的思想史叙述中插进一些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章节”（第一卷第23页），但是，在总体上，葛书所处理的思想材料与过去一些思想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论述的重点也仍是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只不过写法上作了一些变化而已。如果说这种变化有什么意义，那也无非是比较讨巧、别致一点，并没有达到转换范式、“重写”思想史的目的。
三
说到历史著作的“重写”，这里恐怕有必要对两种情况作一些分疏：一种是作者自己过去写过一种或数种，后来又另起炉灶，按照新的观点和方法，再写一部同类著作。如冯友兰早年以《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成名，中年写过《中国哲学小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晚年有了新的心得，又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算作狭义上的“重写”。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自己过去没有写过同类著作，但对他人著作不满意，于是写了一部，试图推翻前人定论，为后人树立新的范式，这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重写。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各种“重写”（包括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明史等等）的尝试，大多属于此类。后一种重写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尺度太宽。不像狭义的重写有作者自己以前的同类著作可以作为对照，广义上的重写是与他人的同类著作相比较，作者自己过去没写过，现在无论怎么写，只要写出了一种，都可以说是“重写”。这是一个问题——对“重写”结果的评价和判定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狭义上的重写者虽也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因为自己过去毕竟作过相当的研究，写过同类著作，对过去的经验总不免有所凭借，纵或观点刻意求新，附会新说，在基本材料的处理和基本方法的运用上总不至于离谱太甚。而广义上的重写者则不同，他们以前没有尝到过这方面的甘苦，现在又急于出新，力图表现得不同凡响，这样就有可能会忽视前人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对学术传统缺乏尊重，甚至暴露出基于无知的傲慢与偏见。这个问题在葛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作为一部追求“个人性”的标新立异的思想史论著，葛书在写法上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的新写法的意义，他还不惜将其与传统的写法以至于学术著作的基本体例规范机械地对立起来。如他对按人分章的教科书模式的贬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思想史写作本不只有一种模式，按人分章论述的教科书只是一种。而且，好些教材的学术水准也并不比专著低，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教材，可不妨碍它们成为名著。葛兆光不明就里，非要与那种平庸的千篇一律的教科书争一日之短长，而且在“讲法”和写法上纠缠不清（详见第一卷第59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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