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等人订立的《修史条议》，对《明史》编修具有指导性作用，内中多次申明和强调据实、公心和直道，指出：“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率，先人无善而他人代为谀语，均不可也”！“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万世之公论”。要史臣“愿秉公心，以成直道”，“据实直书”。《条议》还提出达到直书的方法，那就是对史料严加考订，“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史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实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讥”。[26]此外，施闰章对“岁远则异同难明，代近则恩怨多乖”的分析，[27]亦注意从史家“是非之心”来论述问题。甚至康熙皇帝也认为：“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己见，为一偏之论”。[28]雍正皇帝也指出史要纪实，史家必须“心存忠厚，学识淹通”，[29]否则，很难修出信史。

清初士人之所以在《明史》修撰中如此重视史家自身的“是非之心”，原因有二：一是外部清廷文化高压政策与内部史书求信的矛盾所致，清廷主持《明史》修撰，是想皆修史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但史书的生命不在于服从政治，而在于求真求信。纂修官既无法反抗文化高压政策，又不能使谬种流传，于是只能反躬自省，以“公心”、“虚心”、“平心”来对待史事，在政治高压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心安理得。二是宋元以来心性之学对史家的影响所致。宋明理学心性之学要求士人加强反身求诸己的道德修养，它要求人们“正心”，以此来增强士人坚持理义，维护道统的道德责任感。具体到史家，便是要从“正心”出发，端正“心术”以修史，元代史家揭傒斯的“心术”论以及明代胡应麟的“公心”说，都体现出这一点。《明史》修撰之强调“心术”，正是受了这一学术精神的影响。其后，章学诚由“心术”出发引出“史德”的理论，显然与《明史》纂修官关心的史家“是非之心”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衡量史家主观修养的一条重要标准，有了更为普遍的史学意义。

三、本乎时宜、因时变通与纪传体例

刘知几曾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30]足见体例对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史书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官修史书，书出众手，如果史法不明，义例不确，必定相互牵制，混乱不堪。对此，《明史》作者有清醒认识，朱彝尊、潘耒、万斯同、汪由敦等人不断发表见解，强调体例的重要。其中既总结了历代正史编纂的经验，又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大胆进行了变通和创新。徐乾学兄弟拟定的《修史条议》及后来王鸿绪拟定的《史例议》，都是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成为撰修《明史》的重要原则。

首先，提出史书体例应本乎时宜，贵因时变通的观点。朱彝尊说：“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如《汉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与《史记》不同；欧阳修之《宰相世系表》、《辽史》之《游幸表》、《金史》之《交聘表》，都是新创；《史记》有《滑稽传》、《日者传》，《五代史》有《家传》、《义儿传》，都各不相同。其他如皇后，或为之纪，或为之传；释老，或为之志，或为之传；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总之，“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31]体例作为一种形式，总是随着时事与内容的不同而变化。如今《明史》体例的确定，同样要“因时变通”，因为明代史事不同于前代者甚多，如建文逊国、靖难之役、夺门之变、漕运、御倭、阉党、厂卫、土司等等。这些都要通过体例创新来反映。

其次，提出纪传体史书内部各体本属一贯的思想。王鸿绪指出：“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书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32]汪由敦也指出：“本纪、志、传，体虽不同，事本一贯，必通彻参详，方可免抵牾复出之患。”[33]这是对纪传体史书纪传志表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十分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是从总结《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在体例上顾此失彼，未能一贯，从而造成史事漏落、重出、矛盾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

第三，对纪、传、志、表等的记述准则和范围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于本纪，他们强调文简意赅。徐乾学说：“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备，亦失之繁。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