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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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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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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
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
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
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国内的同行（他们回国后大多写了“参加记”），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厂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 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1]此后，森正夫关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寺田隆信关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专门的评介文章[2]也相继刊载于日本的史学杂志上。进入80年代后，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郑天挺《探微集》、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明清时期嘉湖市镇史研究》等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3]与此相关，日本学者也很注重了解中国的明史研究者。 1964年小林文男《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哈所走过的道路[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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