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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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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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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论》，171号）一文，详细介绍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对其治学方法和历史观点作了分析与评价。 1982年寺田隆信发表《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明代史研究》第10号），于详细介绍之外，还附有《郑天挺先生著作目录》。
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介绍，莫过于翻译中文原著。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如论文方面，有水野实翻译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古典研究》33、34号，1988一1989年）三木聪次译王连茂《明末泉州的佃租收夺和“斗姥会”斗争》（《史朋》17卷，1984年），川越泰博译吴杰《关于万斯同的“明史列传”从《明代史研究川8号，1990年）等；专著方面有松川健二等译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札幌北海道中国哲学会，1965年），能条彬、木田广译徐尧辉《明朝末帝的日本亡命——三百余年来真相渐明》（八五子千岁书院，1986年11月）等。
上述日本学者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及明史研究者的评介、翻译，对于日本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明史界的学术观点大有禆益。
第三，关注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如前所述，当中国史学界展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时，日本学者就及时综述了有关情况。此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1981年佐藤文俊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近代中国》9号），1988年吉尾宽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报告》13，名古屋东洋史研究会，1988年），这些综述，向日本学者传达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总之，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学者在努力把自己对明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空间，力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
二、重视对日本国内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
日本学者善于总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日本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当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之后，首先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围绕此课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将这些文章统一修订，形成一本专著。许多大部头的专著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是将自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谷口规矩雄《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同朋社，1998年）是将1961年至1993年33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这种结集不是简单地将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要经过重要的增删、修改，所以日本学者往往把这项工作称为“‘再构成”。由此完成的一部书，使作者对自己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作厂系统的全面的表述，利于清理和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同时也可使读者了解该作者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加深对其观点的理解。
其次是对一个研究集体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将一个研究集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便于及时总结专题性的成果。如小野和子编辑的《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社会变革研究班，，的19篇研究报告集中发表。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编辑的《明末清初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是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的14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围绕一个专题、一定领域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一个研究集体的成果。
再次是对明史研究界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这种总结多以出版纪念文集的形式进行。例如1962年出版的《明史论丛》（大安出版）是为追悼明史专家清水泰次博士而编辑的，该书收录论文20余篇，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明史研究者。 1990年出版的《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收文70余篇，作者从年老的教授到年轻的学者，也是集一时之俊彦。似此还有《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V燎原书店，1977年）、《（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丛八中央印刷，1974年）等多种，都是借学者退休、寿诞等机会，广泛征集论文，集一时研究成果之精华。此外，一些杂志也以出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明史研究成果。如《东洋史研究》9卷2号为《明代的北方问题》特集，27卷4号为《明代史的诸问题》特集，33卷2号为《明清时代的乡绅》特集等，《中国史学》第3号为明清史专辑。
最后是学术综述。学术综述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许多名学者都乐于此事。战后首先发表学术综述的是和田博德，他在1951年《东方学》创号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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