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具有别善恶、考盛衰、鉴得失的作用，这是《明史》作者的共识，如叶方霭认为：“史之有作，所以别善恶，著劝惩，考政治之盛衰，审质文之厘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9]施闰章认为“史不可一日无也”，修撰《明史》的目的就是“监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传后，”[10]曾担任史馆总裁的徐乾学、徐元文，治学受舅父顾炎武影响，颇有本源。《亭林文集》卷六载有顾炎武《答徐甥公肃书》，向他们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可以训今”的治史原则。受此影响，他认为《明史》之修，就是要起到“扬善惩恶”、“垂万世之炯戒”、“取信于将来”、“传之于后代”的作用。[11]

与强调史学经世致用一样，《明史》作者还强调史学求真。如毛奇龄提倡对史料的考实。他在研究了明代《实录》和野史后，深感其间捏造甚多，他上书总裁官，说：“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则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12]他猛烈批判了那种“诬经诬史诬当今帝王诬后世”的“诬史”。[13]为防止“诬史”流传后世，他提出“核实”的主张，“千秋信史，所贵核实。”[14]从此出发，他对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考析同异，剖决疑似，不遗余力，以求史料可靠。施闰章对修史之难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好历史，殊非易事，他在《修史议》中列举修史“八难”，其中“核实”即牵涉史料真伪，“前朝载籍，逸于兵燹，而子孙志传，类多曲笔”，故而要考证求真。[15]“傥不细为之稽核，则指白作黑，终成诬史”。[16]所谓“考证欲精”，“精则无抵牾之病”，[17]便是他们对精考史料的深刻认识。

《明史》纂修官们的这些见解，远接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近承顾炎武、黄宗羲对史学重要性的深刻论析，批判了宋明以来空谈性理、言无征实的学风，明显地带上了这一时期高扬的明体达用、黜虚崇实的实学思潮的特点。经世致用与核实求真相结合，预示着清代史学思想的转折。乾嘉时期史学领域极重考证，并寓史论于史考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史学思想的延续。

二、史家“是非之心”与据实直书

继承南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明史》纂修者的一致思想。他们提出“秉笔欲直，而持论欲平”的原则，所谓“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18]但颇具特色的是，在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一点上，他们特别看重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虚心”、“平心”、“公心”、“心术”之类的词语被人们反复提起。潘耒认为，要做到直书不诬，最关键是要“虚心”，不要有主观成见，“惟虚心斟酌，勿主一说，而后是非可定”。[19]万斯同认为作史最难的就是“事信”，尤其是在当时满汉矛盾极为激烈的情况下，“事之信犹难”。他认识到，史书是由史家撰写的，史家主观的好恶必然影响到史事记载及评价的准确，为防止“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万氏提出了“平心”写史，“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观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万世信史。[20]这既是对刘知几高倡直书，反对史臣“爱憎由已，高下在心”，“用舍由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思想的继承，[21]又对章学诚的“心术”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万斯同一样，汤斌也注意到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他认为史家的才华、道德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即“心术”。他引用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话说：“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22]由此，他提出“克己无我，幽明不愧”，[23]要求在修史时排除自我，以达直道。他向皇帝上书，希望君主“以万世之心为心，涣发纶音，概从宽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顾”，也就是在修史方面放宽政策，以使史官直笔史事，没有顾忌。他还提出“在史言史，不识忌讳”，[24]认为修史就应遵循修史的法则，不应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朱彝尊从“史当取信百世”的角度出发，先后七次上书总裁官，反复强调“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他反对以一人之是非定万世之是非，批判偏听附和、借史泄忿的恶劣作风。在直书思想的支配下，朱氏特别提出评价史事要破除门户，“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25]史书能否纪实，关键仍要看史家之“心术”，如从“公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