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社会的陵谷迁变，那些曾是明朝臣子的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新的社会角色选择。从大的方面讲，他们要在生与死之间表明立场，不少人看到故国沦亡，家园罹难，国恨家仇，使他们举起“复明”的旗帜，奋起反抗，乃至为国捐躯，如陈子龙、黄道周、瞿式耜等，都牺牲在抗清战场，做了千秋雄鬼。也有的人吟咏着“惭无半策匡时艰，唯有微躯报主恩”、“洵知世事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的绝命诗句，自尽而亡。他们都以“死”表达了对大明王朝的耿耿忠心。

    更多的人则选择的是生。在清廷成为中原实际统治者的现实情况下，由明入清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在客观上沦为清朝的统治对象了。然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有的人甘为顺民，出仕新朝，做了所谓“贰臣”；有的人则坚守气节，不仕新朝，以“遗民”自居。这就是当时士人所谓“出”与“处”的不同。

    清初遗民之多，堪比元初，这是因为清与元都是以异族入主中原，长期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外族入侵的民族意识。同时宋明理学的兴盛，也造就了士人的忠君思想。而明崇祯帝的自缢“殉国”和清初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使由明入清的士人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更为强烈，因此，明遗民也就格外的多。

    清初明遗民高蹈不仕，有许多避世之道。有的隐身山林，如王夫之隐姓埋名，“窜身瑶岗，声影不出山林”，直至身死。有的闭门独处，如徐枋栖身乡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有的祝发为僧，屈大君有诗云：“今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还有的人佯狂作痴，使酒骂座，如归庄抗清失败后归乡，佯狂终身；屈大君“使酒谩骂，若不可一世”。

    明遗民无论采取何种立身行世之道，无非都是要坚守气节。为此，他们绞尽脑汁，不惜一切代价。吕留良自谓平生最畏惧贵人、名士和僧人，但为了躲避清庭的征召，却毅然削发为僧，称自己是僧乎不僧、俗乎不俗之人。阎尔梅说那些佯狂骂座之人，“海内误传能骂座，听来原是哭思陵”。正道出遗民即要全躯自保、又要坚守气节而迫不得已才采取迥异于一般士人的行世之道的苦衷。

    明遗民隐居不仕绝非不关心政治，他们吟诗作赋、研经著史，以各种形式抒发政治情怀，寄托政治理想。顾炎武著《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1](《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代表了当时许多遗民学者的治学目的。他们积极从事经世致用之学，其中，研治明史是主要内容之一。明遗民的明史研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私撰明史，一是襄助官修明史。

二

    明遗民私修明史著作的体裁丰富，体例多样，如谈迁的《国榷》、彭孙贻的《平寇志》、李清的《南渡录》等为编年体，查继佐的《罪惟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李世熊的《狗马史记》等为纪传体，叶轸的《明纪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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