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1683)清廷大举诏征博学鸿儒，要求各地官员和朝中大臣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对遗民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面临新的形势，遗民的思想和立场也在发生着变化，遗民队伍渐行分化：一部分遗民应征博学鸿儒，出仕清廷，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另一部分遗民则坚拒出仕，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征召。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官修《明史》发生了联系，前者如潘耒、汪琬、朱彝尊等因应召入仕，清廷将所征博学鸿儒悉数充明史馆，所以都成了《明史》撰修官；后者如黄宗羲、顾炎武、梅文鼎、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仍保持遗民身份的人则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明史》撰修。

    遗民对官修《明史》从漠然视之，到积极合作，是由他们既坚持民族思想，又承认清为天下之主的既成事实，这一特殊的政治态度决定的。一方面，当时社会局势已基本稳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残明势力的绝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已成客观现实，作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在淑世济民的抱负和关心“天下生民之休戚”的责任感驱使下，回到社会现实中来，回到政治舞台中来，已为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民族思想仍在不同范围内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士人，眷怀故国，高蹈不仕，被看作坚守民族气节和忠义伦理的高尚行为。这两方面构成了遗民的特有心态：既不能远离社会现实，又不能与清廷合作得太直接、太露骨。参修《明史》正符合这种心态，因为参修《明史》虽然是一种与当局的合作，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为保存故国之史尽力。如不食清朝俸禄的万斯同，在史馆总裁的官邸襄助《明史》撰修二十余年，自称就是要“以任故国之史报故国”。他说：“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者，惟恐众人分割操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寐而不明耳!”[9](《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万斯同传》)出于同样心态，黄宗羲虽拒绝清廷的征聘却积极为使馆提供史料和审定史稿；顾炎武向其外甥史馆总裁徐元文提出修史的有关建议，却又表明“此虽万世公论，却是家庭私语”[1](《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其实他们把成就故国之史的希望寄托于清朝，这已表明承认了清朝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始终没有与清朝正面合作，也确实是保持了名节，是当之无愧的遗民。

    遗民对清代官修《明史》的襄助，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受聘与修。最具代表性的是万斯同，他曾被征博学鸿儒，“力辞得免”[10](《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万贞文先生传》)，后于康熙十八年底受聘于《明史》总裁徐元文，“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11](《清史列传》卷六十八《万斯大》附万斯同传)；诸纂修官所交史稿，皆由其复审。徐元文罢职后，继任者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礼聘其客居官邸，继续刊修史稿达二十余年，直至康熙四十一年死于职中。因此，有人称其“隐然操总裁之柄”是明史的实际主编。清人杨椿曾说：“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12](《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稿一》)。此外还有如刘献廷为万斯同所转引参史事，王源为徐元文延至其家修《明史兵志》等，也是遗民直接参修《明史》的事例。

    其二，提供史料。史馆开局后，清廷立即采取措施广泛征集史料，各纂修官也积极向民间搜集史料，毛奇龄曾向明史专家张岱征集藏书[8](卷六后附《寄张岱乞藏史书》)，叶方霭在聘请黄宗羲入馆修史被拒后，又请朝廷派人专程到黄家誊抄其所著明史著作。遗民对史馆的工作也积极配合，万斯同赴史馆时，黄宗羲让他带去了其父黄尊素所著《大事记》、《时略》和他自己写的《续时略》等。王世懋的《崇祯遗录》、黄虞卿的《千顷堂书目》、费密的《荒书》等都是这时被征入史馆的遗民明史著作。这些史料在《明史》修撰中起了很大作用，《明史》的一些篇章就是以它们为蓝本的，如《地理志》多取材于黄宗羲的《今水经》，《食货志》滥觞于王原的《明食货志》，《艺文志》则是对《千顷堂书目》的剪裁增删。

    其三，提出建议。史称：黄宗羲“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也常被“史局咨之”[14](《顾亭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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