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朋党相争，排斥异己。王世德指出，明季大臣“惟知营私相倾轧，致疆场日蹙，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牢不可破，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其才有可用，必多方陷之，置之死，而安危所不恤”。[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对于党争之害，遗民深恶痛绝，所以不仅严厉谴责阉党，对东林党也痛加挞伐。有人称张岱《石匮书》“此书虽确，恨不拥戴东林”，张岱解释说：“夫东林自顾泾阳(宪成)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朋党之祸与国家相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8](《嫏孉文集》卷三《与李砚翁》)故无拥戴可言。

    上述分析抓住了当时腐败政治的主要问题，是切中肯系的。

    3、对于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

    明遗民对于明季君臣亡国之责的探讨，实际就是在探讨明亡的原因，但是仅仅将目光集中在一位君主或者几位大臣身上还很难说是深刻的反思。事实上遗民的认识水平也不止于此，他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综合考察。如戴笠作《怀陵流寇始终录》，从建都失策、朋党角立、科举失人、将不知兵、军饷扰民、大吏贪残、任将非人、君王敛财、塞言者之口以及对农民军剿抚失策等多方面，展现了明季大厦之将倾、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的一幅百弊丛生的景象。特别是书前《自序》以洋洋五千余言，分析明亡原因，举凡崇祯帝的失德、内外大臣的庸奸、政策的失误等论列达四十八项，最后指出：“国之致亡，祖宗功德、天时人事皆有之。”这样的分析，与那种恨“流寇”者即曰“流寇亡国”，憎宦官者既称“阉竖亡国”的作法相比，要全面、客观得多。

    遗民对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还表现在注意到制度方面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明朝的官制、兵制、赋税制、科举制等认真剖析，指出其对明朝覆亡的影响。如，《置相篇》认为，历朝“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而明朝“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意并传子之意而失者呼”?黄氏认为明代废除宰相制，失去了对君主的监督限制机制。他还指出，取代宰相制的内阁办事制度，使大学士“事位即轻”，宦官乘机代行了许多原属宰相的权力，指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这揭示了明代宦官擅权的原因乃在皇权的强化。在《兵制篇》探讨了从卫所制到招募制再到大将屯兵制的变化。指出卫所制度使“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百姓不堪其重负；招募制度则使士兵素质地低下，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得兵十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大将屯兵又造成将帅拥兵自重。这些弊端使军队在面临外侵内乱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黄氏说：“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呼?”在《田制篇》指出明末赋税不断增加，特别是崇祯时期将新饷、练饷并入两税，农民不堪重压以致铤而走险，黄氏强调“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这揭示了导致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明王朝被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取士篇》指出，明代取士只有科举一途，其弊端在于“严于取，则豪杰之士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致使“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此论从用人制度上说明了明季大臣为什么多庸劣之人。黄宗羲的这些分析都不仅指出现象，而且追根寻源，深入探究产生弊端的原因和背景，确是一种深层反思。

三

    遗民对于清朝的官修明史，有一个从漠然视之到积极襄助的过程。

    清廷于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宣布撰修《明史》。中国素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诏修前朝史，即意味着宣布前朝已运祚倾移，天命告终，同时也就体现了本朝大命攸归的正统地位。清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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