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重视明季史。清初的著名遗民学者，几乎都有明季史著作，顾炎武有《圣安本纪》、《熹庙凉荫记》，黄宗羲有《行朝录》，王夫之有《永历实录》，孙奇逢有《甲申大难录》。翻开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皇皇巨制达二十卷，其中清初产生的明季史著作，绝大多数出自遗民之手。这是因为他们不仅要通过撰写明史，寄托故国情感；更重要的是，作为遗民他们耳闻目睹了国亡君死、异族入侵，亲身经历了剃发、易服、圈地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创巨痛深，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更激发了强烈的历史反思精神，他们要究明昔日庞大的明帝国何以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要探讨清何以兴、明何以亡，这促使他们关注明万历以后的衰亡过程及其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成就不在历史编纂学上、也不在治史方法上，而是在历史评论上，更具体地说，是在对明亡问题的探讨上。他们的评论主要围绕下列几个问题展开。

    1、关于崇祯帝与明亡的关系。

    崇祯帝在农民军兵临城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于煤山，并在其龙袍上书有：“皆诸臣误我”等语。据此，一些遗民史家大肆渲染，称：“烈皇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亡者，以辅佐非人也。”[2](《幸存录  门户杂志》)又称：“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也。”[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这种论调，讳言君之过，一味强调“有君无臣”，为崇祯帝推卸亡国之责，反映了一部分遗民的封建愚忠观念。

    更多的遗民史家，在称颂崇祯帝“亡国之正，千古一人”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在治国方略上的种种失误。如张岱指出：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昔改朝更”[4](《石匮书后集》卷一)。沧江漫叟《东江遗事序》也指出：“读史者谓明之亡也，有君无臣，以思陵非亡国之君也。然其所以亡有三道焉：急于求治，率于用人，闇于度事。”唐甄、谈迁等还具体分析了崇祯帝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面对文武群臣，无“择人之明”，以致使贤奸并进，甚至乱臣当权；即或使用了几位贤才良将，却又好疑多猜，使之难以施展才能。这些分析说明崇祯帝在明亡问题上难辞其咎。

    更有秉持批判精神的遗民，如戴笠就毫不留情地论列崇祯帝的亡国之责，如“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等等。

    这些评价出自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遗民之口，体现了他们“不虚美，不掩恶”的直笔精神。

    2、关于明季大臣的亡国之责。

    遗民对于明季大臣多持尖锐批评态度，认为文臣贪武臣骄是明亡的重要原因。其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学无术，无济世之才。唐甄指出，明季大臣“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以致奏疏建言，如蝉鸣般夸夸其谈，“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5](《潜书  格君》)。戴笠指出，明臣的亡国之责就在于“善因循而不善改辙，善大言虚气而不善小心实事”。[6](《怀陵流寇始终录  自序》)

    第二，贪污贿赂，玩忽职守。潘耒说：“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抚守，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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