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谱》)。他们与史馆人员往复书札，讨论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主张。如黄宗羲有《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认为道学无以为名，《宋史》立道学传乃元儒之陋，《明史》不宜立理学传。他的主张受到史馆的重视，当时，总裁徐元文倡立理学传，史官朱彝尊等表示反对，汤斌出示了黄氏的信，史馆“遂去之”[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此外，“本纪则削去诚意伯撤座之说，以太祖实奉韩氏者也”；“党祸则谓郑鄤杖母之非真，寇祸则谓洪承畴杀贼之多诞”等，史局皆依黄说[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向徐元文建议：“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如刘呴之《旧唐书》可也。”[1](《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生书》)在与史官潘耒的信中，顾炎武也重复了这个主张[1](卷三《与次耕书》)，他的建议也被史馆采纳了，据朱彝尊说，徐元文主持编《崇祯朝长编》，即“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日月”[15](《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
其四，审核史稿。康熙十八年以后，史馆借助遗民之力审核史稿甚多，除万斯同长期从事此工作外，许多志稿还请在某一方面有精深造诣的遗民学者把关。如“天文志为吴志伊所修，徐敬可、刘继庄各有增定”[16](《雪桥诗话续集》卷二)；吕留良也曾受托审定天文志，择出难解者八十二纸[17](《明史例案》卷八，吕留良《答谷宗师论历志书》)。黄宗羲审定吴任臣等所撰历志后，梅文鼎又以自己所撰《历草通轨》补订黄稿，摘出舛误五十余处[18](《明史历志拟稿提要》)。
以上四项，足见遗民对《明史》的贡献和影响之大。遗民史家大都具有广博的学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具有丰富的明史著述，因此才能在史局问难时，答疑解惑，纠谬补正。万斯同更是公认的明史专家，他“于明十三朝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者若悬河之泻”。其助手与其审定史稿时，凡有史事未明出处者，向其质问，他讯即以纸条作答：“在某书某卷某叶”，助手“检书查阅”总是“不爽辎铢”[19](《学箕初稿》卷二，《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可见其于明史之熟悉程度。此外如审定历志的梅文鼎是当时著名的历算学专家。这些人的专业知识，无疑会对《明史》的质量起到把关作用，可以说《明史》至今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著作，与这些专家当时的努力分不开。
明遗民在朝代更替、社会动荡之际，秉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既保持气节，不仕异代，又不胶执、颓废，他们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落实在研治明史上，于文化有所贡献、于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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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祖望.《鲒埼亭集》[M].嘉庆九年借树山房刊本.
[14]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M].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15]朱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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