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１]因而史家备出、史学著述不断涌现。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100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著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

一、明史纂修

自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1679）征集50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35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

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著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

1．明遗民著述

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２]”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绍。

1）谈迁《国榷》

谈迁（1593－1657），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

顺治二年（1645），《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1647）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著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订正。谈迁卒后，书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为完整的抄本，20世纪50年代经张宗祥整理为今本《国榷》，由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国榷》全书108卷，按年、月、日纪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从“义例”可见其取材原则、编纂方法。首先，“义例”明确书名的解释：“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对众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写出一代明史。

取材基本原则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采取“人与书当参观”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贤，书可多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文献不足征，则阙疑传信。”对于称谓，主张“特如本称，庶明履历”，明确表示“不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如对元末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等人的称谓可证这样的原则，既使其书成为《明实录》的提纲或索引，又对《明实录》作有多处考订，因而在与其他史籍参互考订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全书的编纂，“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叙事中间有议论，或引他人曰，或作“谈迁曰”，或先引他人之说后再作“谈迁曰”。

《国榷》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比《明太祖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具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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