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脱稿后未作仔细复核，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前后叙述不一，甚而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记灾异祥瑞过繁等，是其明显缺点。但其宏富的内容，所体现的坚实功力，为古今所称誉。黄宗羲称其“按实编年，不炫文彩”，“详赡博辨，足资考证”[４]。白寿彝先生称《国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

2）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陶庵，号石公、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亡，避乱剡溪山中，著有多种史书。其中《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是其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明史著述。

张岱对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５]的状况非常痛心，决心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以遍发《征修明史檄》，希望同道“共期倒箧，各出搜遗”[６]。时在崇祯元年（1628），亦其纂修之始。崇祯十七年，国破家亡，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７]，顺治十一年（1654）书成，名曰《石匮书》。清初邵廷采比作宋朝灭亡之后郑所南撰《铁函心史》：“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８]

《石匮书》220卷，上起洪武，下迄天启末年，分为本记、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世家、列传（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属纪传体明史。该书著述严谨，《自序》称“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而且“不顾世情，复无忌讳”，在东林党普遍受到士流拥戴的情形下，指出朋党之害，认为以“道学”、“声气”相标榜的东林党负有“败国亡家”之责，招致“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９]之非议。

志和类传前后大多有总论和附论，末以“石匮书曰”为评论。《科目志》总论云：“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者也。……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肝肠不得不腐。……自洪武以来，行之二百八十二年，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而举子效而尤之，用以大误国家。……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

严谨的撰史态度和阙疑求真的精神，使其为时人称赞，云“当今史家，无逾陶庵”[１０]。邵廷采将其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１１]温瑞临《南疆逸史》亦称“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岱、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张岱初修《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所以止天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弟向修明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１２]康熙初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邀其参修《明史纪事本末》，得以利用谷氏所藏崇祯朝实录、邸钞等文献，续成《石匮书后集》63卷。

《石匮书后集》63卷，分本纪、世家、列传、。体例如《石匮书》，每卷卷末均有“石匮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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