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实际类似《三国志》，各国自为统系、各为纪传。但体例又略有不同。十国国主，或称帝或称王，《凡例》规定:“卷中帝则断为本纪，王则降于世家”，“辞从主人”；“十国列传，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诸王、公主，次诸臣，而以方外终篇。”

又以“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远，正史故多遗失，而欧史载十国事尤缺略。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种”，所列书目156种，自谓“愚辄荟萃成书，都为一部”。

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裁别史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妄处，多所辨正，如南唐烈祖世家，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阳修《新五代史》，而不从《江南野史》、《武越备史》等，均为“确有所见”之处。书中五表，最受称赞。司库馆臣称“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４５]，王鸣盛称“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同时，指出其书的缺失，缺乏剪裁，使人感到冗杂支曼，如“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遗漏者已甚多”[４６]。

2、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成就最著。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太原人，寄籍江苏山阳。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其于地理尤精审，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参预其事。

《尚书古文疏证》虽属谈经，但关系《尚书》文本真伪，故特作说明。

第一编讲历史编纂兴起，谈到《尚书》的整理、编纂。《尚书》最初的编纂，在孔子所处时代。到了汉代，流行最早的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据《史记·伏生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欲召之，“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被称作“今文尚书”。同时，“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西汉末年，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４７]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等，均都承袭此说。东晋时，《尚书》流传又出现新情况。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孔安国古文《尚书》，除孔安国自序外，共58篇。伏生今文《尚书》28篇，梅赜分作33篇，并入其所上古文《尚书》中，实际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隋唐时期，对梅赜本《尚书》确信不疑，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采用梅赜本。中唐以后逐渐对梅赜本产生怀疑，两宋时期，吴棫、朱熹进一步提出质疑，怀疑其中存在伪篇。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基本上将古文《尚书》作伪的痕迹指了出来，为《尚书》辨伪的首创之作。

阎若璩早年读《尚书》至古文25篇，疑其为讹，“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结症所在”。初成《尚书古文疏证》4卷，黄宗羲为之序云：“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仪礼、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弊”。其后，又次第续成。康熙四十三年，由其子阎咏作“后序”。又二年，胡渭序云：“咏以其书来，属余校定，且为序。余受而读之，凡八卷，卷各若干目。有通卷全阙者，有卷中阙数篇或仅成一篇者”，“是书所辨者古文，而实与今文相表里。所论者《尚书》，而实贯穿诸经、史、百家语。”

《尚书古文疏证》8卷，分作128条。首先分析古文尚书篇数，说“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紧接着指出：“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数篇之不合，伪可知矣。”以下，“又按”指出：“孔壁书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汉后孔安国始献，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则其相去已六十余年，而安国之寿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则孔壁之书出，安国未生也。”

阎若璩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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