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崇祯十二年，27岁的顾炎武即放弃科场进取，究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３７]。“舆地之记”，即《肇域志》；而“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的关系，即当初是如何区分“舆地”与“利病”的？徐元文在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序中明确提到：“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继古人绝学。当明之末，欲有所树立，迄不得试，乃退而读书以自见。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统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者也。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３８]也就是说，顾炎武将其搜集的相关资料，凡有关舆地者归《肇域志》，有关“政事”者归《天下郡国利病书》。但终因本人未能“一一刊正”，难免没有区分未尽善之处。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34册。部分为顾炎武手迹，部分“假手抄胥”。经其“补所当补”，为60册。至民国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为《四部丛刊》三编本，分为50册。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四川龙万育（燮堂）将 “坊间所售之本”排印120部。两种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然龙万育刻本流传较广，若以两本互校，则当更为完善。

《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过丰富的资料，揭示明代社会经济状况，探寻利弊得失，以期革弊除病，即所谓“利病”。有关各地赋役不均的实情，有关农民起义的事实，都是《明实录》、《明史》中难以得见的。对研究明代地理、经济、社会、军事，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肇域志》原书仅有抄本，1957年在昆明发现同治写本40册，1984年经中华书局印行。不分卷。原稿本分二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今仅存南京、江南、山东、河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缺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所引“志、书一千余部”多已散佚，赖此得窥其一斑。该书订正了《明一统志》及方志不少错谬，南直隶搜集考订尤详，是研究明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因系未定之作，详略有殊，编排较乱，体例不纯，文字舛讹较多。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明亡后，顾祖禹绝意仕进，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着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３９]。“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４０]，历20年，十易其稿，毕生心血，尽萃于此。“总叙三”写道：“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又附《舆图要览》4卷。该书分总论“历代州域形势”，及明代两京（直隶、江南）及十三布政司（山东、陕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卷首冠以总序，综论其地理形势，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以下，叙述各府，州、县所辖境内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其后为“川渎”，采录历代地理书中有关山川、河流的记载；“分野”，辑录历代史志中关于星象分野的说法。

其书内容，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政治得失、军事险要为主。“总叙三”强调：不仅“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就是百司庶府、监司守令、四民行役往来，同样“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同时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４１]，凡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水患、漕运、城市等自然、经济状况均有记述。作者受当时客观条件局限，未能亲历各地实地考察，主要取材于文献，难免错误，已为后来读者更正。

梁启超指出：“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眉目极清晰”，“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４２]。

三、古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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