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福临嗣登大宝，其母孝庄文皇后从中周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时年三十一岁的孝庄利用代善的懦弱，笼络住他；与三十三岁的多尔衮联姻，使之倾心于她。尽管清代官书对此颇存避讳，但蛛丝马迹依稀可寻。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记述：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他曾反悔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所谓“太后下嫁”决非是一般的联姻关系。对于王公本身而言，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婚姻来扩大个自的势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太后下嫁，与她将福临举上皇帝的宝座息息相关。群臣既立誓天后，代善之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孙子固山贝子硕托等仍对立幼子不满，执意请多尔衮“正大位”。多尔衮以他们“扰政乱国”、叛逆之罪，予以严惩。表明他同孝庄文皇后合作的诚意。

诚然，福临能够嗣位，也是由孝庄在“五宫”[⑦]中所处的显著地位决定的。皇太极的“五宫”后妃皆出自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威畹贵族”。孝端皇后无子，与孝庄为亲姑侄；皇太极宠爱的宸妃，生子早殇，与孝庄又系姊妹；余下两宫有一子，比福临尚小，地位远非孝庄可比。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为了巩固其在朝廷的特殊权益，她们和衷共济地把孝庄之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而豪格之母继妃乌喇纳喇氏在后宫中身位不显。难怪豪格报怨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其根源即在此。

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等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又采取果断措施，罢免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⑧]又将诸王贝勒等归入都察院稽察范围，在给该衙门的谕旨中，指出：“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谒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之吏部，王贝勒等，应尔衙门稽察。事应纠参者，据实奏闻，方为称职。”[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自己独专威权，清除障碍。济尔哈朗已经觉察其事态，顺治元年正月，他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曰：“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⑩]尔后，多尔衮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加封“皇父摄政王”，而济尔哈朗则为“信义辅政叔王”；他以自己的名义颁发谕旨，权势越发膨胀，还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11]又处死豪格，霸占其妃。少年天子顺治帝福临已经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这说明多尔衮称帝之心并没有泯没，只不过条件不成熟罢了。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射猎丧生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次年二月初十日，多尔衮尸骨未寒，顺治帝福临便颁诏，“暴多尔衮罪行于中外”，削其爵，撤庙享。这标志着褔临正式亲政，皇权得到集中。年方十四的少年天子，何以有如以魄力？康熙七年正月，御制《孝陵神功圣德碑文》曰：顺治帝“孝事太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跪受教”。[12]因此，治罪多尔衮，实际是其母孝庄的主意。说明“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生前已经严重地威胁着皇权，他过世未久，即宣布其罪状，以警其余诸王。

    君主年幼，叔王权势颇强，摄政体制是各集团之间利益均衡的产物。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未定储制度，皇位纷争不已。摄政体制的产生，既考虑维护帝系传承的法统，同时，也照顾到努尔哈赤嫡系子弟势力强劲的现实，各派力量平衡后，叔王摄政，代行皇权，便水到渠成。摄政体制也是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缓解冲突、上下协调的一种重要方式，亦是清朝挺进中原整体战略部署的需要。此种政体局面的形成，也是后金年间执行努尔哈赤“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政治理想的负面影响的再现，摄政体制的弊病已不可避免。

二、辅政新制取替摄政旧制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福临谢世。已经出过痘的八岁皇三子玄烨登极，改元康熙。世祖遗诏命上三旗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直至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擒拿鳌拜，玄烨正式亲政，凡八年零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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