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书特征

明王朝的维护者，这类史家修史以明朝和明以后相继而起的南明政权为主体，有的完整地记述有明一代历史，如《国榷》、《罪惟录》、《石匮书》等；有的记述南明政权历史，如《南渡录》、《永历实录》等；有的记述明末党社活动，如《复社纪略》、《东林本末》、《东林列传》等；有的记述明末农民起义，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荒书》等；有的记述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如《甲申传信录》、《国变录》、《甲申核真略》等；另外还有记载抗清义师活动的史书，记载清初文字狱的史书。在内容上以当代史为主，也有一些史书以重修、增订历代史书为内容，但多借古人之酒杯，浇个人之块垒。在史书记述的具体内容方面有如下特点：

1.史书内容上相对的倾向性和真实性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内容上的“倾向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的是史书在内容上所倾向的主体，以明王朝及其活动有益于明王朝的人物作为史书的主要描述对象，其鉴别判断史事和人物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明朝利益为前提；其二指的是史书在思想上所表扬的主体，这类史家所衷心表彰的人物群体也是以是否有利于明朝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在作者调查的133位维护明朝利益的史家中，绝大部分把明朝以及后来的南明政权的历史作为修史的内容，并且在史书中，明朝以及南明政权在史书中是以主角的形象出现的。在《罪惟录》、《国榷》、《石匮藏书》等记述有明一代历史的史书中固然是如此，即便是在记述甲乙之际历史的史书，如《甲申核真略》、《甲乙事案》等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史家把南明政权作为明王朝的正统加以记述，光明正大地为南明修史。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借用实录体裁之名，说明该史书是为永历政权所写，但是在具体的修纂上王夫之却采用了纪传体的体裁，以本纪和列传作为史书的主体，明确表明了奉永历为正统的思想。在史书的具体内容中，王夫之在书中以“常”作“尝”，以“由”作“繇”，以“检”作“剪”，对于光宗以下明朝皇帝的御名都加以避讳，其不忘故国之心由此可知。李清的做法稍显隐讳，但与王夫之相比，则有异曲同工之效。他潜心史学，曾经删宋、齐、梁、陈及魏、北齐、周、隋八书合《南北史》而夹注其下，成《南北史合注》；又合陆游、马令两《南唐书》为《南唐书合订》，以隐讳的方式表明其意在南而不在北。

忠于明朝皇帝，不遗余力地赞扬崇祯以及南明的几个君主是史家们的共识。比如文秉在专门记录崇祯事迹的编年体史书《烈皇小识》中高度赞扬崇祯皇帝，“烈皇昔繇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仪鉴于殷，尽撤诸内奄，政事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文秉：《烈皇小识》《自序》）。

在歌颂英雄人物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也达成一致，视忠义、节烈之士为热情歌颂和表彰的对象。如张岱著《古今义烈传》，“其书虽不尽记明季史事，而实为明季义烈激发而作”[2]（P725）。徐开任做《明名臣言行录》收录的原则是，“大略不出于事功、节义二者，其间事功有大小，节义有勇怯，亦视其本领之阔狭，有尽有不尽耳，要不可谓无与于此者，以是求之，顾未尝不严也”（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史书创作上的倾向性既造成史书内容以当代史为主的局面，同时也造成了史学界较为罕见的当代人记录当代史的可喜局面。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要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明代学者陈继儒曾指出，“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而清初史家叶鉁则认为不然，他认为，史官亦文人也，“史官之才在善用实，未尝不于处处讨论，以辩真伪所由来。大抵秉心贵虚，不虚恐流于偏党；执简贵实，不实恐乱其是非，故文人与史官皆宜崇实。实者诚也，直也，惟诚惟直，则天地且孚焉，岂止后世人心信之哉！”（叶鉁：《明纪编遗》《自序》）史家自身正心诚意，刚直不阿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张岱修史，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认为自己能够保证有一个公正的立场，是因为他没有做官，不会因为个人的私利而对历史事实有所偏袒，“兴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谈迁在这一点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谈迁：《国榷》《义例》）。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