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史家不谋而合。黄宗羲在《海外恸哭记》的序言中说到清初南明的臣子中有多人作诗，除了以诗名家的学者之外，也有很多是以前不曾写诗的，“愁苦之极，景物相触，信笔成什”。为了说明当时士人的愁苦之状，黄宗羲以杜甫作为比较的对象，杜甫是以感叹时世而著称的诗人，而当时士人对于时世的感叹，“即起杜甫为之，亦未有以相过也。岂天下扰扰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未有诸臣万分之一，诸臣即才不及甫，而愁苦过之，适相当也”（黄宗羲：《海外恸哭记》《自序》）。清初这些为明朝守节的士人经历着人生的痛苦，政治上失去凭借，经济上孤立无援，精神上惨遭打击，他们的人生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李逊之的描述极为生动，他长叹道，“呜呼！今日而追溯昌启与崇祯，正如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话先秦，不知其在龙汉劫前，有不令人长叹而深思者哉！”（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许多史家对于时世的评论都是在记述个人的惨痛经历的基础上进行的。
4.征实纠误。史家们对野史流传不实非常不满，力求纠正野史的谬误，展示历史的真实状况。如钱澄之看到了许多关于南明永历的野史，不满于野史记载的不确切和不完整，出于史家的责任感，遂私修史书《所知录》，以澄清是非。钱澄之在永历朝为官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略有见闻，随即记录”，再加上“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所以对永历事迹多有记载。但是，“出岭时频遭兵掠，是编为小儿法祖藏诸败絮中，乃得存归而深匿之，将作井中史矣。儿没十余年，不忍发笥检视，而伪说横行，颠倒悖谬，无处置嘴，付之长叹而已。近见野史中亦见有传信者，然皆得诸风闻，其中成败是非，本末曲折未经亲见，故不能深悉也”（钱澄之：《所知录》《凡例》）。把纠正野史之非视为自己的责任，钱澄之以此为动力辑录见闻，修成史书。吴炎与潘柽章相约修《明史记》也是鉴于对野史失实的义愤，“尤可恨者，东南鲰生辈，以传奇小说之伎俩，自诩董狐，或窃得故人枕秘，从而敷衍。成其立言之旨，不过为目前一二有力之人雪谤地，不惮丑诋故君，移易日月以迁就之，纵能昧心，独不畏鬼曮乎？”（吴炎，《今乐府序》）出于对野史的愤怒和不满，很多史家拿起笔来，记述他们所知道的真实的历史。
5.存留有明一代的历史，以免其湮没不传。“国可灭，史不可灭”（瞿共美：《东明闻见录》《自序》），“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自序》），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把为明朝修史当成最后的人生目标，他们重视历史材料的拾掇，积极投身于修史事业。据夏燮记载，“况自六等定案，西曹之献墨未干，东林之史笔成冢，凡科参厂疏片纸只字之留，被明季诸遗老掇拾殆尽”（夏燮：《启祯两朝剥复录》《序》）。明朝虽然灭亡了，但是明朝的历史不能就此沉寂。《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惧史之失传也，乃囊笔奔走海内，舟车所遇，足迹皆至，计二十余年，兼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得四千六百余人，节妇列女在外，择其事实。作忠烈传六十余卷”（陈鼎：《东林列传》《自序》）。吴邦策在甲申国变的当日，“目击心恸，恐变生仓促，若使一时铁笔无传，必致千秋信史失实，苦心搜访，并吏部告示、名字私记，藏之发中”（吴邦策：《国变录》《自序》）。姚宗典在《存是录》的自序中说，“存是录者，存其是而其非即附著焉。若国家大事之是非不明于天下，何以为殷鉴哉！况国既亡矣，万历以后，文献不足征矣，百世而下，讲究失实，宗典有隐痛焉”（姚宗典：《存是录》《自序》）。因国史未就，史家们把对忠明爱明的赤诚之心寄托于史书，以史书抒发政治怀抱，以史书发泄对现实人生的不满。
6.保存反清复明的斗争火种，宣传志士仁人的斗争精神。清军入关后，明王朝在实质上已经解体，虽然南方的残明势力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集合志士仁人参与斗争，但南明政权的腐朽以及军阀势力的勾心斗角都使得斗争的前途走向光明的反面。对于这些，史家们早就有所觉察，他们担心反清复明大业就此沉寂，希望通过采集百姓呼声，唤起世人对于明王朝的眷顾之情，激励后世继续斗争。如查继佐修《东山国语》，“今之国语，有采风之志，志至而神从之，神从之而精归之”（查继佐：《东山国语》《自序》）。以修史作为宣传斗争的工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治史被作为准政治行为，私家史述成其为对抗官方政治的一种隐蔽的形式”[1]（P438），李世熊在《狗马史记》中说，“昔之误天下者，多以威权震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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