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保证史书的真实性，就必须在史料上下功夫。明王朝的维护者大都会花费大量时间爬梳历史资料，访求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求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如前所举徐开任，对于晚明殉难诸臣的事迹进行审慎的考订，为持平之论，不做偏私之见，足成信史。被称为清初学术开山的顾炎武，注重邸报的实证性，他在写给外甥的信中说道，“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顾炎武：《与其甥徐公书》）。李逊之在《三朝野记》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对于史料甄别上应该采取仔细认真的态度，“予不敢僭为全书，但就邸报传钞与耳目睹记及诸家文集所载，摘其切要，据事直书。间或旁托稗官，杂缀小品，要于勿偏勿徇，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录，庶几窃附识小议，存一代之轶事乎”（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对于史料能够详细甄别，对于历史事迹，能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加之很多史家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的发生，因此，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多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状况。并且他们在明朝灭亡之后多采取了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确保史书在内容上不受新王朝的掣肘，也增添了史书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说明，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的真实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他们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导致其史书不可能完全公正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在史书中对于在政治上赞同的人物就给予褒扬，而对于他们本人在政治上反对的派别和人物，就给予攻击和批评。如著名的史家王夫之，他修《永历实录》，“是书卷一为本纪，卷二以下为列传，于桂王一朝人物事迹，胪列颇备，其死节、佞悻、宦者等传，尤他书所未详，足补史乘之阙。惟其进退予夺，则与旧说有大相径庭者。姑以内阁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严起恒，故以二人同传。若何腾蛟即屡著微词，吴炳、朱天麟、吴贞毓、郭之奇辈，有诋諆不遗余力”（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顾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永历政权内部党争非常激烈，王夫之是追随楚党的。与他气味相投的人，他就尽量往好的方向写，甚至打了败仗说成是打了胜仗；与他的派系有矛盾的，不要说农民军，就是南明朝廷的大臣、将领，他就竭力挖苦、谩骂，甚至不惜歪曲事实”[3]。政治倾向性使得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同时也危及到史书的真实性。
2.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对于修史的旧规多有改革，敢于创新。首先，在史书的名称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确定史书名称时往往不宥于书名的旧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刘知几曾经总结过去史书名称的规律，“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以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刘知几：《史通》卷四《题目第十一》）。历来史家修史基本上沿袭这一规律，往往通过史书的名称体现史书的内容以及体裁。但是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在书名上灵活大胆，擅于变通，单纯根据史书名称已经不能分辨其真实的体裁和内容。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名为实录，但有名而无实，实际上是记述南明永历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再如张岱的《石匮书》，根据书名，无法判断就是有关明代的纪传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名称上还保留了一些史书命名的规律，如“实录”和“书”、“史记”等字样，表明该书的性质为史书。而另外一些史书则完全摆脱了书名的限制，单纯根据书名，甚至不能判断其为史书。如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文秉的《先拨志始》、《烈皇小识》等。
其次，在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纂修史书勇于冲破正史所界定的史学规范。比如夏燮总结吴应箕修史的凡例时认为，吴本人对于史书体例有独特的认识，他说，“正史自有体例，不妨略其所可略，而是编专记本事，固宜详其所必详”[2]（P109）。又如李世熊认为，修史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常变常新的。他说，“史之有例也，自释春秋者始也，是将为例乎？曰：何为其无也？人形有志，哲谋有传，名士畸人有传，排难报怨有传，前乎史者未闻也，是亦例乎？曰：变也。世变则例变，以义起也，以悲起也，以耻起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下篇》）。李世熊认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况与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所谓的“义”、“悲”、“耻”和“天”是清初的时代特点，应根据这些时代特点对史书的体例加以变更。因此，李世熊的史书中出现了弄臣、直报、排难、畸人等列传，虽不见于古代的史书，但却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不拘守成规，大胆革新，为史书体例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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