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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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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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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1917年2月，日本与各协约国进行交涉，要求各国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占据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由于英、法等协约国迫切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以对付德国，因而它们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这一要求。1917年2月到3月，日本先后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协议，四国均承诺在战后支持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17年2月初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时，日本尚未与四国正式达成协议，但已经在交涉中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已经在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问题上得到了四大国的保证。所以，美国提出建议之后，日本立即表现出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第二，到1917年初的时候，由于大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参战对协约国来说已经十分必要，中国参战的趋势已经不易阻挡，日本已经很难再阻止中国参战。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如果日本仍然坚持反对态度，那么不但不能阻止中国参战，反而会使中国在美国的动员下参战，使美国在推动中国参战方面起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中国参战以后，美国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将会大大增强，而日本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必然会因此削弱。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曾这样评论当时的形势：“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既然中国的参战已经不可避免，对日本来说，只有改变反对态度，转而积极地支持中国参战，力争在中国参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才能有力地抵制美国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更好地维护并扩大日本的在华势力和权益。 第三，这时北京政府中的当权者是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他的领导下，北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与袁世凯时期相反，走的是亲日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参战以后，北京政府会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并在外交事务上听从日本的意见，而与英美保持距离。这样日本就可以获得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而不会使英美等国获得这样的机会。
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日本来说，即使中国参战，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其对华扩张。因此，日本态度发生根本变化。
1917年5月段祺瑞内阁陷入危机以后，日本态度发生反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复杂，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能否继续控制北京政府尚不确定。如果中国在亲日派不能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参战，将对日本非常不利。对日本来说，这时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能否参战，而是段祺瑞能否保住总理职位继续掌握大权了。正如寺内首相所说：“大局全赖段总理主持，参战后一切事业，必总理地位巩固，始克进行。”直到1917年7月，段祺瑞战胜张勋并重新掌权以后，日本才再次恢复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三、日本对中国参战进程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参战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需要分两个时期进行分析。
第一个时期，即1917年2月之前，日本对中国参战的实现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日本的反对成为中国未能实现参战的决定性因素。1914年，中国提出参战计划时，由于日本的援助比中国的援助对各个协约国的对德作战更重要，各国不愿意得罪日本，所以在日本的反对下没有积极支持中国参战。而北京政府更是鉴于日本势力的强大而不敢违背日本的意见，只是软弱地表示希望日本在将来能够“主持公道，诚表友谊”，把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正是由于日本的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未能实现。
英、法、俄于1915年再次提出中国参战的建议后，北京政府鉴于日本的反对，仍然未敢接受三国的这一提议。当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质询时，北京政府否认了与三国的来往，以“毫未接洽，三国并未来商，政府更未尝提议”相答复。由于担心得罪丑本，英、法、俄等国也没有坚持邀请中国参战。英国政府还向日本表示，“非得日本协力，英决不为”。在日本的反对下，中国与英、法、俄等国再次中止了中国参战的计划。
可见，参战的计划两次被提出而未能实施，都是由于日本的阻挠。正因如此，北京政府在战后向巴黎和会提交的文件中说：“苟无日本之态度，则中国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间或最迟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间，早已与协约诸国联合向中欧各国作战矣。”
第二个时期，即1917年2月以后，日本对中国参战的实现则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参战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动员促进了参战的实现。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中国参战，并在推动参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他们之所以力主参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美国向中国绝交建议以前，段祺瑞为首的内阁就已经确立“中日亲善”的外交政策，各项外交事务上尽量听从日本的意见，以保持与日本的良好关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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