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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段祺瑞内阁也极为重视日本的意见,力求按照日本的意图采取行动,以图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并在日后得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等援助。2月11日段祺瑞发给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报中曾说明了这一政策:“此后一切进行,非诚意接洽不能收互相联络之效。”也正是在经过日本的一系列动员之后,段祺瑞才决心“与日本推诚合作”,“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正因如此,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最初向段祺瑞提出中国与德国绝交的建议时,段祺瑞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还在国务会议上力主“稳慎”,“不主张目下有所举动”。但当日本表示出支持参战的态度并动员中国参战以后,在日本的影响下,他又立即“弃其固有之主张”,转而力主参战。日本的怂恿和支持,是促使段祺瑞下决心参战的重要因素。可见,日本通过影响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势力,间接地对中国的参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以及日本明显的对华扩张的企图,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参战的实现。1917年2月以后,国内各方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纷纷反对参战,并运用各种方式阻止参战的实现,这使得参战并没有顺利进行,而是一波三折,直到1917年8月才最终实现。而其中很多反对者之所以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参战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创造便利条件。当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将会利用中国参战之机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参战后必然会失去自主权。还有人提出,中国参战以后,就与日本等国同处协约国集团,日本就有理由要求代替中国管理军队、兵工厂和开采矿产,而中国对此没有抵抗能力。对参战进程产生重大阻碍作用的黎元洪反对参战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协约国中在东方,日本有是力者,参加协约,偶一不慎,即倒在日本方面”。不赞成参战的副总统冯国璋也提出,如果参加大战,则征收军费、派遣军队,都会受到日本的支配,“恐不待欧战告终,一国主权已不知属诸谁何之手?”对日本侵略的担忧导致许多人反对参战,从而延缓了参战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又对中国参战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日本对中国参战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
  
  四、中国参战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参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对华扩张的机会。日本以帮助中国对德作战为借口,与段祺瑞政府签订军事协定并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从而扩大了在华势力和权益。
  1918年2月,日本以德国可能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以及在中国境内煽动内乱为由,向中国提出两国订立军事协定以共同对付德国的要求。5月16日,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在北京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两份协定给日本扩张在华势力和在华权益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如其中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互相交换军事所需要之地图及情报”等。这些规定为日本以后增强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以及在中国境内更多的地方驻扎军队提供了法律根据。此后不久,日本的军队就大量进入东北北部。8月15日,日本发表出兵满洲里宣言。随后日本军队进入满洲里,并以中国军队兵力单薄、没有防卫能力为由,强迫中国军队撤出满洲里,由日本驻军驻守。日军还先后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强行接管了长春至哈尔滨之间的中东铁路。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参战给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才使日本的在华势力和权益得以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中国参战也破坏了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计划。日本以对德作战的名义出兵山东,一度在事实上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段祺瑞政府也曾表示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但由于参战使中国在战后成为战胜国,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对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进行争夺,最终将其基本上从日本手中夺回。
  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获得两个代表席位,而且可以在大会的最高决策会议“十人会”中列席和陈述意见,从而在远东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中国代表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在和会上申诉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要求,并多方论证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应归还中国的观点。会议没有接受中国的要求,仍决定由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中国代表的论述得到了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同。英、美、法等国代表因“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分”,都与中国代表握手表示赞同,“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与会的英国首相曾表示:“吾可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于中国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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