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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民世界的黄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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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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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哭张蒿庵先生》［16］据王冀民先生考证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这些悼友诗绝大部份作于50多岁时，其余的均作于60岁以后，作《悼亡五首》时已经68岁，离死亡不到两年的时间。
葛兆光认为清代士人存在着话语分裂现象，文化人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而诗词属于“私人话语”［17］。顾炎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清朝，他的诗应该算是他的“私人话语”。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写诗只是“余事”。他曾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8］并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19］何况顾炎武认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20］，对文人持鄙薄态度，他的诗便淡化了文人对词藻等形式的追求，而成为他人生理想和实践的行迹载录。王冀民认为：“先生之隐尽之于诗，故手自编录，授之门人，而又借韵目以讳字，此殆生前不敢传而欲传之于身后也。”［21］这样看来，顾炎武的诗歌又是他的“学术话语”。与清代士人学术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相分裂不同，他的学术话语和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是相吻合的。
作诗虽为“余事”，诗却流露了他个人的内心情感。
二、悼友：“蒿里魂归白日寒”
顾炎武引用薛冈的话说：“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22］他自己也认为：“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仅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23］在他悼念的友人中，殷岳也是写诗的能手，同样不喜律诗，认为徒费对俪，无益性情，所作只有五言古风一体。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中，五古4题，五排3题，五律2题，七绝3题，七律3题，可以看出顾诗风格的一斑，也能看到顾炎武私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契合。《日知录》中提出“真”的文学观：“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24］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25］。在用韵方面，他仍然主张“不以韵害意也”［26］，“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27］“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8］从诗体、用韵等各个方面，顾炎武提出写诗应该“以意为主”，从诗“意”出发，抒发真挚的情感。写诗不能单纯地追求文采辞藻等形式化的东西，但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要注重文采对表意的作用，《日知录》中专门讲到了文辞对于表达作者情感意图的重要性，注重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意。
顾炎武的悼友诗正是他性情的展示，重诗“意”，抒发和朋友的生死之情，同时注重文采，悼友诗向我们显露了他情感世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失，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迁，他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漂泊流离中的顾炎武在对友人的哀悼中也哀悼着自己。
《哭杨主事廷枢》、《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哭顾推官》、《哭陈太仆》是哭被清兵杀害的友人。明朝灭亡三年，顾炎武正当壮年，与有志之士正坚持着抗清斗争，同志的被害让他义愤填膺。除了《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是七绝外，另外三题都是五古。五古受的拘束少，易于抒情，而且这几首都多叙事。《哭杨主事廷枢》42句，历述杨廷枢举应天乡试、甲申之变、福王继位，杨廷枢攻击马、阮，被福王罢归，清兵南犯，杨廷枢受知于隆武帝、参加战役、兵败后匿于田野、后被清兵俘获决心一死，最终“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而死。《哭陈太仆》42句，先记述陈子龙的才干与勇武，但笔墨更多地放在诗的后半部。陈子龙被福王召用，上疏福王，归松江，而清兵直取江南。他又上表唐王，参加松江一带战事，他的家奴卖主告变，大事不济，陈子龙望门投止，投到先生家，王夫人仓促具饭留宿，后为清兵所获，跳水而死。21联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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