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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与传统宗教

时间:2009-7-24 13:43:51  来源:不详
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载入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色色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乾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藉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乾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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