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 一般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是一种资本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必须经过权威体系的认定，制度化后才成为文化资本。

　　在传统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特权等，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而获得的许多特权，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或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攫取，比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等等特权与收益，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也将会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但如果仅从文化资源的层面讲，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从17世纪初期西方耶酥会士来华传教开始，已经出现与传统文化资源相异己的新思想资源的暗流，这暗流主要体现在天文与舆地之学上，其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著述及 [3]。然而，17世纪初期以后，西来思想资源的传入虽然明显出现了空白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中绝 [4]。同时，在中国内部，大约从16世纪初起，正统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分化出了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到了明末清初，士大夫痛于国变与国难，大讲经世之学，尤其是顾黄王颜四大儒，“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 [5]励志经世 [6]，清初以后，文字狱繁密，形成章太炎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局面 [7]，再加上一个长时段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作用，这就有——对宋学的反动——所谓乾嘉汉学的兴盛 [8]，18世纪末期，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危机已经出现和加剧，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已经开始，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所谓“嘉道之际，朝政之纲纽渐衰，而海内之祸乱已起。有志之士，知考证不足以经世也，于是群起而抨议之” [9]，今文经学异军渐起、汉宋调和说也应运而生，诸子学、佛学已经开始复兴，由传统天算之学导引而来的西学也正日益受帝国学人的青睐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传统就是在清政府禁关时间也未曾中断，而其中汉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对汉学的“兄弟阋墙”尤为剧烈，但这些变化更多应该受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支配而非外来的干涉和冲击 [10]，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数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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