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50]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51]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

　　可以说，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52]稍后，更有靠略知洋务而得科举功名者，如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照惯例应该不能被录取，但却因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而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竟打算以首名录取 [53]，所以有人感叹时人“宦途中遂以洋务为荣施，士林中遂以洋务为捷径。少年子弟就沪学习者有之，本省学堂中学习者有之，名曰中西并进，其实有西而无中，圣贤之微言大义，万无一解。稍知外洋语言文字，遂趾高气扬，谓天下道在是矣；孔孟视为腐儒也，四书五经视为赘瘤也，修齐平治视为迂谈也。”[54]此言虽发在1898年，但针对的是洋务30年的现象来立论，由此也反映出社会上新的取材观的逐渐形成，不可谓非洋务派之力。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其时，社会上的权势转移早已经潜滋暗长，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年代已经开始 [55]，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旧的主导言说的位移和新的崇拜的兴起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注释：
[1] 参见Bourdieu,Pierre,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
[3] 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9-92；又如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183-221等。
[4] 参看朱维铮《走出中世纪》，页153-182 。
[5] 参看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李妙根校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页64-176。
[6] 参看朱维铮校点《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相关章节，又可参看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
[7] 章太炎《清儒》，见朱维铮校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页158。
[8] 参看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自序》，又可参看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71-196。
[9] 荀鹤《新学篇》，见《中和月刊》第一卷（1940）第一期，页6。
[10] 当然这里这样说并不意味排除了清代高压政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但相比于外国的冲击，它仍是内部的因素。
[11] 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页544。
[12] 参看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已收入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50-151。
[13]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0，页7。
[14] 见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第一册）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第357种，页139。
[15] 郑观应《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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