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取仕方式。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36]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37]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38]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39]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对学生有优厚的待遇，并给予一定的科名奖励制度。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40]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41]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42]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43]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44]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45]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荐举制度古已有之，但对洋务派来说却别有意味。许多杰出的人才都是通过洋务大员的荐举而出人头地的，如郭嵩焘就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46]。除对这种有名声的人才举荐外，洋务派荐举人才更大量的是对自己幕府里的人才的发现。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47]相比于曾幕，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48]其他幕中人物，如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等，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这些人都对近代中国的洋务事业做出了大贡献。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整个晚清政局举足轻重。这种取材实践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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