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国思想世界还是处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 [11]。同样，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可能一个人与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内都很难感觉到这种变化，在知识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化之前，在没有足够多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先前已广被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和解释并不会完全崩溃和失效，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终极关怀的失落也不会立即出现。[12]所以，我们可以说，既有文化资源的合法性虽然遭到了持续有力的挑战，但传统的科举制度却依然顽固地规定着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源范围，国家权威的不承认使得这种冲击只能局限于帝国学术界的小圈子，而未能染指文化资本领域。而且即便是对这种士人思想上的变动，也不能做过高估计，因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是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不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13]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威的认定下，在新文化资源（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西学）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想文化资本的转化，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降低时，这种“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传统文化资本才在实践层面真正走向衰落。而这种意义上的陨落须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算起。
一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以说肇端于龚自珍1820年代所倡导的“自改革”和张穆、何秋涛、魏源的经世思想，这最初的实践是由陶澍、林则徐等人完成的，当然他们所主张的“自改革”无非是传统“通经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续，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依然是传统的东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结果最后一样是无疾而终，诚如后来尚比较守旧的劳乃宣所说：“今日全球交通，西学东渐，笃守旧闻不足以应当世之务” [14]，时代已经需要新思想资源的出现和应用。在这种没有足够多的新思想资源刺激的情况下，仅靠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诸己”的举动，显然不足以“走出中世纪”，这就为直接在第一线参与对外交往的一些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提供了利用新思想资源的视野，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又使他们有可能把这种对新思想资源的认知应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吸纳与培养方面。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里，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可以说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其最终目的是“制胜克敌”、“驾出西人之上” [15]。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16]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7]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8]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是士大夫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要通道，且系于帝国遴选人才的根本大计，所谓“国家以制科取士，所以觇士子所学，而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 [19]，直接关系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故此，科举考试的某些内容完全是可以因应形势随皇帝意旨做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尽管有变化但是科举考试的八股形式从明初以来几乎是一成不变，所以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代不乏人，遭逢乱世尤其如此。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20]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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