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一个从五六十年代就被学术界所广泛研究的热点问题，但近一些年来开始变冷。原因一方面是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基本材料也发掘殆尽，似难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历史研究出现了专门化或细化的倾向，对大的理论问题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但是，不去研究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关于洋务运动，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意义与作用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甚至还存在着重大的歧误。一些基本甚至完全肯定洋务运动的论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主流历史学家们却未能对这些论点进行有力地批驳，以至使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几成占主导地位的论点。笔者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评价关系到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所以不揣冒昧、不谙深浅地试图以一些新的知识和方法，依据一些基本的历史材料，对这一老问题作一重新认识。笔者认为，官商矛盾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基本矛盾，从官商矛盾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作用。
一、洋务企业内的官商矛盾
清政府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近代的军事技术和近代的工业生产力维护其封建独裁统治。清政府也想推进现代化，但它所推行的现代化并不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而是谋求由清政府单独地掌握近代的军事技术和近代的工业生产力，以期维护其独裁统治。清政府追求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
洋务运动中由清政府创办的民用企业，其主要的形式是官督商办企业。产生官督商办企业的根本缘由在于，清政府在镇压农民革命运动中耗尽了财力，政府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用于投资纯粹的官办企业，而不得不利用民间的私人资本。而当时在民间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额的买办资本，据汪敬虞考核，从1859年到19世纪末年，中国共形成买办资本约四千万两以上。[1] 这些买办资本除继续附股于外国资本者外，一部分开始向独立转化。[2] 另外，一些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意欲向近代工业投资。这些意欲向独立转化的买办资本及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投资近代工业的潮流与清政府创办新式企业，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相结合，形成了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是由官(清政府)的方面和商(民间资本)的方面两股力量汇流而成的。
洋务运动从60年代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就开始了。但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还不能说是在追求现代化，因为单纯军事力量的增强并不能产生近代的生产力。只有在70年代开始“求富”性质的创办民用工业后，才意味着清政府开始追求发展生产力，追求现代化。清政府为何要创办民用工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军事工业筹饷。因为“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3] 因此，“欲自强，必先裕饷；欲裕饷源，莫如振兴商务”。[4] 清政府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强，主要是由于富，而富又源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于是决计创办民用工业，要把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建立在近代生产力的基础之上。
清政府自70年代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力图从外国资本手中分得一杯羹，用于创办其军事工业，以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但由于财政枯竭而不得不利用民间资本。实际上，在清政府开始创办民用工业之前，民间已经出现许多向近代工业投资的行动，但或是受到清政府的直接遏制，或是受地方官吏的勒索破坏，都未能获得成功。[5] 特别是在航运业中，由于利润优厚，许多华商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遏制，都竞相诡寄托庇于外国轮船公司，以获取高额利润。[6] 清政府于70年代开始创办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时，就想起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用民间资本建立的近代企业为清政府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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