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律令格式使得政务处理高度程式化，① 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借助于敦煌文书和石刻资料，近年来对于唐代制敕的研究大有进展。② 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是围绕“王言之制”③ 而展开的，对七种王言之外的制敕鲜有探讨，墨诏和墨敕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制敕，就笔者所见，仅有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先生给予足够的关注。④
    墨诏、墨敕是唐五代一种不经过正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的诏令，⑤ 它或者由皇帝直接发出，或者是对臣下表状的批答。武则天时为避讳，改“诏”为“制”，实际应用中“制”和“诏”经常混用，因而墨诏也称墨制。
    中村裕一的《唐代制敕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不但重新讨论人们都很熟悉的“墨敕斜封”，而且探讨了学者很少注意的一些墨敕使用情况，比如宫殿城诸门的开闭、皇帝对臣下奏状的批答、在论事敕书中的使用、唐末的墨敕除官等等，拓宽了这方面的研究。⑥ 不过，正如刘后滨所指出的，中村裕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书的具体形态上，尚未将文书形态的变化与整体政治体制的演变结合起来”，⑦ 反映在墨诏、墨敕上也是如此，整个研究比较分散，缺乏统属，不少论断尚需补充和商榷。尽管《隋唐王言の研究》在体系化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论断并无改变，而且作者使用的材料及论证过程都大幅简化，尤其不可理解的是删去了墨敕与门阙制度关系这部分。因此，本文将在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讨论墨诏、墨敕的出现及其应用范围，它在唐五代政务运行中的作用，以及这种制敕的特性。

    　　　　一　墨诏、墨敕的出现及其在门阙制度上的应用

    现所见最早的墨诏出现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⑧ 孝文帝为了整肃中央传诏、奏请的混乱情况，规定臣下的奏请必须符合律令，皇帝的意见则通过墨诏下达，避免“口传诏敕，或致矫擅”的情况。可见，墨诏最初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政令准确无误地下达而出现的，承载着皇帝的权威，它的效力从一开始就不容置疑。
    墨敕在刘宋及唐代门阙制度中的使用强化了这种意义。中村裕一是最早揭示出墨敕与唐代门阙制度之间关系的学者，但只是对具体史料的逐条分析，使用的材料也有限，基本是一种平面的描述，且未能探讨这种关系的渊源。⑨ 现存史料中最早将墨敕与宫城门的开闭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书·王昙首传》：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棨，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据旧史，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文帝)特无所问，更立科条。⑩
    王昙首的回答说明，在刘宋文帝以前的门阙制度里就有规定，开启宫门需要墨敕或者白虎幡、银字棨(幡棨)，前者的信用度高于后者。可能这项制度当时尚处于创制初期，执行起来还不严格，所以有元嘉元年(424)、二年“开门”的前事，甚至于羊玄保还要罢免官员。这件事后，文帝“更立科条”，逐渐完备了门阙制度。三十年后，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宋孝武帝身上：
    于时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谢)庄居守，以棨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上后因酒燕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蒐巡有度，郊祀有节，盤于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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