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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宋孝武帝虽然有“棨信”，谢庄仍然要求出示墨敕才能开门，因为“棨信”可以是虚假的，但作为“神笔”的墨敕乃是皇帝亲笔书写，不可能有假。宋文帝时，没有墨敕尚能使用棨信，到孝武帝时棨信的信用度已经大大降低，非要墨敕才能开门，表明在开启宫门的诸项手续中，墨敕居于了核心地位。《宋书》还记载了太子监国的仪注，内有“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棨传令信”一条，(12) 正可以从侧面证明皇帝当国时使用的是墨敕。至于细节，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得知。
唐代在开启宫殿门时也需要墨敕，这与刘宋的制度相仿，很可能源自刘宋。按照规定，进出宫殿门的官员事先都要编订门籍，由本部门负责登记送达。流内官记录官爵、姓名，流外官则记录年齿、状貌，每月重新编订一次门籍，非迁解不除。门籍至少有两份，一份送刑部，一份送监门卫。(13) 但门籍只是官员进出宫门和殿门的基本条件。唐代门禁制度严格，不管是城门、宫殿门还是坊门都有开闭时间限制。晚间宫殿诸门关闭以后，如果有人要进出，则需要皇帝特敕才行。《唐律疏议》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
诸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为开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绞。
【疏】议曰：“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依《监门式》：“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其宫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诸卫及监门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折冲、果毅内各一人，俱诣閤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即合执奏。不奏而为开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俱合绞罪。(14)
《新唐书》在提及司门郎中员外郎的执掌时也说：“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铜鱼、木契然后入。”(15) 中村裕一对《唐律疏议》的这条材料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通过将这段材料与其他材料的比对，把关键的“御注”解释为墨敕，(16) 实在是慧眼独具。笔者此处仅补充解释一些程序的细节。受敕人“宣敕送中书，中书送门下”，这是因为宫殿诸门的钥匙归门下省的城门郎掌管，(17) 但受敕人不能直接向城门郎宣敕，而要通过中书省下到门下省，再由门下省长官下达给城门郎。然后相关部门、责任者聚集在一起验看敕并覆奏，等到皇帝颁下墨敕，对先前的敕予以确认之后才能勘合通行。
以上只是夜间进出宫殿门的特殊情况，那么，其他时候也需要墨敕吗？进出宫殿门使用墨敕是否是唐代的一项制度呢？武则天时，太子詹事崔神庆有一道上疏：
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带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臣昨见缘突厥使见，太子合入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太子当时又报臣云：“昨日至晚侍奉，不见圣人谕及遣来。今者直准台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礼》仪注，例皆奏闻，台符所下，必将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审知是实，所以太子遽往。当今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开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召太子，先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宣唤，伏望降墨敕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武则天“甚然之”。(18) 这道奏疏很能说明问题。官员进出宫殿诸门，除了事先已经在门籍上登记外，还要随身携带“符”以便勘合，相当于刘宋时期的“棨信”，五品以上用龟符，太子用玉符。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虽然有“文符”下到太子处请他入宫，但没有“降敕处分”，以至于太子不敢进宫，只能彻夜等候。从奏疏的上下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的“敕”是指墨敕，墨敕才是进出宫殿诸门的关键。
《唐六典》还有另外一条材料：“凡飞骑每月番上者，皆据其名历而配于所职。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又降墨敕，后得入。”(19) 前后出现两个墨敕，中村裕一并未加以辨别。唐代禁军有南、北衙兵，南衙是卫兵，在宫城南面；北衙是禁军，处宫城北面。(20) 皇帝有敕北军飞骑仗上南衙，这道“敕”是下到左右羽林大将军、将军手中的，所以说“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由此可见，这道“敕”实际是墨敕。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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