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墨敕斜封、墨敕除官到墨制授官

    　　(一)中村裕一对“墨敕斜封”的再检讨
    以往学界对墨敕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对“墨敕斜封”的认识，后来的一些学者凡是遇到墨敕、墨制，一律与墨敕斜封联系起来，(49) 中村裕一对此已经进行了很细致的检讨，驳正了传统观点的片面之处。(50) 他的基本观点是：开元以前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拟，再上报皇帝批准，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宗睿宗时期皇帝不通过宰相，直接以墨敕斜封的形式任命官员是对这项制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墨敕还是必须“斜封付中书”执行，经由中书、门下发出正式告身，也就是说墨敕不等于告身，它是告身式的制、敕词部分，墨敕斜封并没有完全偏离三省颁诏程序。

    　　(二)“墨敕除官”及其文书形态
    中村裕一还考察了唐末“墨敕除官”的现象，认为这与唐初官员“便宜行事”、“便宜从事”不一样，与中宗朝的墨敕斜封也不一样，唐朝皇帝把官员的任命权力交给了藩镇，最终走向灭亡。(51) 在他之前，中国学者谢元鲁从地方决策权力膨胀的角度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52) 俞鹿年完全承袭了谢元鲁的看法，但没有展开讨论。(53) 三位先生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但如前所述，中村裕一的研究偏重于文书的具体形态，俞鹿年只是给出一个结论，二者都缺乏对墨敕除官的政治史考察。
    在隋唐五代关于官员任命的史料中，我们会看到“承制”两个字。隋初尉迟迥与杨坚对峙，“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54) 唐初，皇甫无逸持节巡抚益州，“承制除授”；(55) 安史之乱中，李忠臣杀敌有功，“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56) 显然，“承制”是承受制旨的简称，是承皇帝的旨意授官。这种承制除官的情况一般出现在非常时期，一旦中央政权稳固，必然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回。唐末五代时期，承制授官重新出现，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唐朝廷用人权的丧失。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次年二月九日下诏：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析闻奏。(57) 僖宗寄希望于淮南节度使高骈，但高骈始终不出兵。三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58) 当时长安周围还有几万散兵，郑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59) 这是唐末墨敕除官的开始，是非常时期下唐朝皇帝给予藩镇的特权，希望以官爵来激发藩镇及其将士的斗志。
    崔致远曾为高骈写过一封上僖宗的《谢诏止行墨敕状》，包含了墨敕除官的许多重要信息，略引如下：
    右。臣伏奉诏旨，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已两度降敕止绝，自今后，凡有要甄奖者，并于急递奏闻，不得更议承制者。……伏遇陛下远事宸游，虑防爵赏，遂降无私之泽，遍资诸道之权。不料人人而兢弄笔端，处处而皆夸墨敕……臣前年虽奉诏旨，未欲施行，却缘亲率军兵，远期征讨，此时久屯南浦，将泛西江，忽被镇海节度使周宝，欲感军情，潜施巧计，便以无功将吏，悉皆超授官荣。臣所领士卒既多，将校不少，彼安座者犹为甄奖，此远行者岂免怨嗟。迩口声传，从头愤激。臣若不依周宝，必恐事生，遂准诏书得行军赏，已曾一一具事由申奏讫。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敕旨，仰遵成命，静守常规，至于近日所招贼徒，只与往时先赐官告，曾无僭越，岂可隐藏。(60)
    首先要确定这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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