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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年代。文中既有“去春”，又有“前年”，造成了年代上的混乱，以至于中村裕一对把时间定在中和二年(882)不敢肯定。(61) 其实“去春”是僖宗诏旨上的话，“前年”是崔致远代拟高骈的口气。文集中虽然没有署上文章的写作时间，但一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件状之后是《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钟传于中和二年五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高骈为之请节钺，七月诏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62)《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是在接到任命钟传的诏书后写的，应该是在中和二年，则这件状的时间下限是中和二年。状上说“臣前年虽奉诏旨，意未欲施行”，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指的是“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事，这应该就是广明二年二月九日僖宗许藩镇墨敕除官的诏书；状上所说前年与周宝的冲突，发生在广明二年五月到九月间。(63) 据此推断，这件状的写作时间是中和二年。由此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承制除官也就是墨敕除官，即朝廷赋予藩镇任命属官的权利，藩镇除官前无须上报朝廷同意，等授官之后再报告，然后朝廷发给正式告身(有时可能是事先发给空白告身)；第二，各藩镇纷纷承制除官，滥授私恩，僖宗曾两次下敕收回权力，其中有一次是在中和元年(881)十一月一日，到中和二年第三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第三，接到十一月一日的诏书后，高骈还在除官，给予“往时先赐官告”。可见，朝廷虽然努力想把官员的任命权控制在手中，但形势和唐前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中央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唐朝廷想彻底消除墨敕除官的决心并不是很强。为了争取藩镇的支持，借用他们的力量，承制除官成为唐朝廷经常使用的一种办法。中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已经有敕旨禁止承制除官，但中和二年僖宗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时，却“听王铎自辟将佐”(64)(《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作“许王铎以便宜从事”)。在这之后，王铎承制授予了不少官职。如孟方立，王铎“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65) 如沙陀李克用，王铎先是“以墨敕召李克用”，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又“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66) 还有朱温、王敬武等人。(67) 天复中为了对抗朱全忠，昭宗“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68) 其他如李克用、王审知等，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69) 然而此时的唐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不管是有没有朝廷的授权都在自行任命官吏，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70) 到光启元年(885)，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以至史臣慨叹“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71)
关于墨敕除官的文书形态，中村裕一检索出了实物史料，(72) 但没有复原一般形式，也没有指出它与其他的授官有何区别。现根据他检索的实物史料，复原如下：
敕某藩镇 牒
某某
[右。可某官。]
牒。奉月日诏(敕)：云云(许行墨敕)。授某官。仍具[事]申奏，并牒如右(牒知者，牒举者)。故牒。
年月日 [牒]
藩镇具官 [某押]
这种文书式不同于制授和敕授告身式。首先是文书的起草与签署。中村裕一检索出的实物史料里，文书都是由藩镇的幕僚起草，由藩镇签署，与三省和中书门下毫无关系。其次，是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刘后滨把敕授告身份为发日敕和敕旨两种，结句是“可依前件”的告身是敕旨告身，是对奏状的批准；结句是“可某官”的应是发日敕，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旨意。(73) 参照这个标准，墨敕除官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应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是藩镇。为了协调这个矛盾并且保证皇帝的权威，文书使用了“敕某藩镇”的词语，而且要“具[事]申奏”，这样即使是藩镇授官，也是因为皇帝赐予的权利，藩镇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最后，文书的定性。中村裕一复原了敕牒文书的一般形式：(74)
某某之事
右。某奏，云云。
中书门下牒 某
牒。奉敕：云云(宜依，依奏，余依)。牒至准 敕。故牒。
年月日 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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