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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敕在门阙制度中虽然也要经过中书、门下，但那并不是执行颁诏程序，而是中书、门下在执行墨敕的旨意。第三，形式多样，非常灵活。墨诏、墨敕是一类没有纳入程式化的文书形态，除了墨敕除官有固定的文书形式外，其他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借用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等的文书形式，只是在日期之后省去官员的签署。第四，具有同“王言之制”相同的效力和权威。今人常常引用贞元三年(787)陆贽的上疏来质疑墨诏、墨敕的合法性：“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85) 按照陆贽的说法，似乎唐代的律令早有规定，墨制所出者非正式诏令，有司“不须承受”。但这是一份被李肇指为“征据错谬”的奏疏，已有学者指出了陆贽上疏的背景是他与吴通玄兄弟的政争，意在通过撤销翰林学士之职而使吴氏兄弟和德宗自然疏远，(86) 这就降低了奏疏所引“令式及国朝典故”的可靠性，至多可以说明有司有权对墨诏、墨敕表示怀疑，这一点在门阙制度中已有反映，在敦煌文书里也可以找到例子：(87)
S. 2703V/1《唐天宝八载(749)十二月敦煌郡典王隐牒为分付合郡应遣上使文解总玖道事》
4 一牒上中书门下为勘修功德使 墨敕并驿家事(88) S. 2703V/3《敦煌郡典王隐为诸司上使封牒事目事牒(天宝年间)》 3 一为任使 墨敕并牌券不同事
9 二上和籴使李侍御为任使 墨敕牌券事(89)
由于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有限，笔者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性的解释。第一条材料里，“勘”为动词，是覆核确认的意思，整句可以推测是敦煌郡给中书门下上牒，勘验修功德使所带的墨敕。同理，第二条材料可能也是向和籴使李侍御核实任使携带的墨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门阙制度、墨敕斜封和墨制除官外，唐五代史料中明确提到墨诏、墨敕的有83处(不包括重复)，只有上述3处对其产生怀疑，其他未见有拒绝执行的情形出现。
通过对83处史料的统计，笔者发现，出现在玄宗以前的有21处，玄宗至敬宗有59处，文宗以后仅3处，这样的时间分布体现了唐五代政务运行的变化。
开元以前，墨诏、墨敕主要用于对臣下的慰问、赞扬，有时担当“密旨”的角色。开元时期国家政务急剧增多，三省体制下宣署申覆的繁琐程序严重影响了效率，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建立，(90) 同时，为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皇帝旨意以政令形式颁布下达，玄宗擢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91) 正是在这个时期，墨诏、墨敕的使用开始频繁，而且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性的政务，如召集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批答臣下推让官职的表状，重定南郊星辰位次等。肃、代以后至敬宗，墨诏、墨敕的使用呈现一个高峰状态，大量用于对臣子的赏赐、慰劳及表状的批答，一些重要的信息绕开中书门下传递，这种非程式化的政务运行引起宰相的担忧，以至于李吉甫向宪宗建议“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92) 其目的就是要把政务运行重新纳入程式化的轨道。可见，墨诏、墨敕实际上成为中枢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务运行的另一条途径。在这种方式下，皇帝直接决断，根本不须经过中书门下；或者让翰林学士代为批答后，直接由宦官或地方的进奏院甚至使者把旨意传达下去，更为迅速快捷。而且，皇帝借此可以向臣子表示“私恩”，如前引给刘禹锡的手诏后批云“朕自书”，显然是给予刘禹锡的特别恩惠。刘后滨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央的政务裁决是分层次的，“分别由皇帝亲自决断、由宰相和相关官员进行审议批复并报皇帝批准以及由宰相直接裁决”，中书门下体制下，大量重要的人事任免都出自皇帝的旨意，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93) 墨诏、墨敕的大量使用正因应了这一论断。
墨诏、墨敕作为一种政务运行途径在文宗以后迅速衰落，个中原因尚待考察。但它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唐末五代的历史舞台上，方镇对于墨制除官权的褫夺正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墨制的发布一向由皇帝掌握，昭示的是帝王的权威，所谓“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当方镇掌握了墨制授官的权力，尽管表面上还要以“准诏行墨敕授某官”的形式来表示对皇帝权威的认可，其实是借助于墨制、墨敕把皇帝的权威加在自己头上，取得“代天子立言”的神圣光环，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这实则更凸现了帝王权威在中国古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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