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代的“墨制”授官
    中央和藩镇共享官员的任命权后，“墨制”、“承制”就成为除官的一个专有词语了，迄五代不改。当天祐四年(907)朱全忠代唐自立，建立起后梁政权时，“墨制”、“承制”的使用就更具有政治意味了。几处割据势力如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杨渥父子、秦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等都不承认后梁政权，还在使用唐天祐年号，如岑仲勉所论：“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75) 唐朝已灭，自己还没有称帝，又不愿臣服于后梁，那么管内的官员任命该以什么名义？这几处的割据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墨制”。所谓墨制，孟知祥在向后唐明宗的上表中有一个解释：“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76) 可见，墨制与承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墨制在文体上更为庄重正式一些。
  五代割据北方，自命为正朔，新朝一旦建立，就止行墨制、承制，期以将官员任命权收归中央。而南方各种割据势力，表面上奉事北方诸政权，在官员任命上依旧自行承制拜授。朱全忠建立后梁时，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战争持续不断，李氏父子既不承认后梁的统治，乃自行墨制授官。等到后唐建立，李存勖父子也开始整顿铨选。同光二年(924)三月，中书门下奏：
    纠辖之任，时谓外台，宰字之官，古称列爵，如非朝命，是废国章。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御，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颇乱规程，宜加条制。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参(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参(三)州已下者，许管内官二人，仍须有课绩尤异方得上闻。(77)
    长兴元年(930)五月又下制勘覆各种授官文书，重新确认资格。(78) 但这种努力却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多数出身行伍，通过武力上台，他们虽然时刻防范自己辖境内的方镇坐大，甚至不惜以武力清洗，但还是阻止不了雄藩骄帅的出现。(79) 方镇一旦坐大，他们也会要求墨制的权力，“墨制除官已经成为部分方镇军阀——节度使取代皇帝行使除授官吏权力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执行墨制除官的节度使已经与众不同了”，(80) 最典型的便是孟知祥的例子。
    孟知祥原是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李存勖灭前蜀后以之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李存勖死后，他扩充军队至七万多，不向后唐输赋税，又灭董璋，兼有两川之地，部下遂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81) 此时后唐明宗在位，孟知祥上表请“部内刺史令录官员，乞许行墨制”，(82) 明宗一味姑息，封他为蜀王，诏许墨制：“自今已后，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或升或降，贤愚或黜陟功过，一切委卿，遂使选择差署施行讫奏，朝廷更不除人。”(83) 这样，孟知祥在两川的地位得到巩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后唐对其无可奈何。等到明宗去世，孟知祥很快就自立为帝，建立后蜀政权。
    由孟知祥的例子不难看出，墨制在五代十国之所以不能禁止，在于分裂格局下，所谓的“朝廷”权威不振，只能与方镇共同分享着对官员的任命权，既没有力量彻底解除方镇的权力，也不可能消除方镇、重建朝廷的权威。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权威出现之前，墨制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过渡。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确认，墨诏、墨敕是“王言之制”以外的一类王言，(84) 它的特性包括四方面。第一，发布者只能是皇帝，墨敕除官的文书虽然实质上是由藩镇下发，但名义上仍然是皇帝。第二，不经过三省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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