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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5)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76)《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8页下。
(77)《宋本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第四》，第2042页上。
(78)《宋本册府元龟》卷633《铨选部·条制第五》，第2048页下。
(79)关于五代军阀的情况，可参看日野开三郎：《五代史概说》第4章，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2卷《五代史の基调》，第311—359页。
(80)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81)以上见《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802页。
(82)《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7页上。
(83)《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9页上。
(84)刘后滨认为，“所谓‘王言之制’，是关于唐前期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处理国家政务文书的概括说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书形式，见氏撰：《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64页；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把王言分为四类：王言之制、临时的王言、私的王言和惯用的王言，墨诏和墨敕属于最后一类。
(85)李肇：《翰林志》，洪遵编：《翰苑群书》卷1，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298页下。
(86)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87)2003年秋，笔者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书研读”课时，承荣新江教授提醒注意这两件文书中的墨敕问题，在此特致谢意。
(88)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释文见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社会の外貌》，《讲座敦煌》第3卷《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89)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第203页；释文见唐耕藕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77—478页。
(90)“中书门下体制”是刘后滨提出的概念，简要的介绍请参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导论》，第1—62页；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66—72页。
(91)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11—16页；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第19—22、198—200页。
(92)《新唐书》卷146《李吉甫》，第4739页。
(93)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53—354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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