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应做会办，终于给予批准。但彭拉郑观应只不过是给人看的，实际上郑根本插不上手，结果郑愤而辞职，一些由郑观应招徕而来的粤籍买办商人也退出织布局，并试图在外国洋行的协助下另组一家纱厂。[30] 彭汝琮结果也因为招股无着而被李鸿章斥为“作事虚伪，专意骗人”，且“至穷老而不改”[31]，被迫离局。此后，李鸿章又分别任命吴仲耆、龚寿图、戴景冯、戴恒等主持织布局的筹办事宜，但由于这些人都是官僚或官僚子弟，民间资本根本不信任，招股事宜一直得不到进展。最后，李鸿章不得不同意戴恒请郑观应、经元善入局，由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32] 这样就形成了戴恒、龚寿图代表官方，而以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代表商方，而由郑观应“总办局务，常川驻局”[33]，专管商务的官商并恃，但实权操于商方的格局。改组后的招商局制定了新的《招商集股章程》。《章程》特别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许诺公举董事，凡大事都与董事商量。还颁布了“招股启事”，详列入股办法，并列各埠代收股份的绅商住址姓名。[34]《章程》公布不到一个月，报名投资额便达30万两，后又增加到50万两，远远突破了原定计划。[35]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使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股票投机的事情暴露，郑于是私离上海，由经元善主持局务，追缴旧欠，清理股款。1887年，织布局又由官僚龚寿图、龚彝图兄弟接手。龚氏兄弟接手后，就把以前的老股一律打了个七折，限期老股东“每股加价银三十两”，逾期不交，则以“三股折作为一股，换给新股票”[36]，强行侵吞了30%以上的商股。然而，不到两年，龚氏兄弟控制的织布局又发生了亏空，李鸿章派马建忠接办织布局。但马建忠不谙商务，穷于应付。李鸿章不得不于1887年底派杨宗濂、杨宗瀚接替马建忠。杨宗濂身任直隶通永道，是一个官僚，由于在天津商界较有威望，很受李鸿章器重。在杨氏兄弟主持期间，织布局中挤进了不少洋务派官僚(包括李鸿章本人)的私人资本。自此以后，织布局开始逐渐沦为北洋系官僚的私产。特别是在1890年前后，北洋系官僚公然投资，“织布局商办的性质减少而洋务派官僚集团私产的性质愈来愈强了”[37]。李鸿章并且“拔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以资营运”[38]，官款也挤了进来，机器织布局向官僚垄断资本迅速转化。李鸿章启用杨宗濂，目的是为了直接掌握织布局的管理权，而“不再假手买办出身的人”[39]，但杨宗濂深知企业商办的意义。1893年7月，杨宗瀚向李鸿章禀请增设商办纱厂，“与布局外合内分”。他在招股章程中写道：“此局全系商人股本，不领公款，不请委员，但责成商股之中廉干谨饬者总理厂务。”8月，他得到李鸿章的批准，在上海挂起了“同孚吉机器纺纱厂”的招牌，并把股本扩大为60万两，公开招集股份。[40]杨氏兄弟虽然是被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官僚直接控制织布局的代表派来的，但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商办的原则，加之洋纱洋布的冲击已经使国内形成了一定的消费市场，织布局在1890年开工以后，经营比较顺利，利润也颇丰。直到1893年织布局被焚，华盛织布总局成立，总局为盛宣怀所一手掌握，织布局为洋务官僚所牢牢控制。
从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与商始终是处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中的两个方面。但是，显然，官方掌握着大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官方，完全可以不经过斗争就把握企业的主导权，为什么还会容许这种矛盾的存在呢?这里对于洋务官僚来说，存在着一个权利和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果企业由官方来经营，就会缺乏效益。相反，如果由商方来经营，虽然有效益，但企业会脱离官方的控制而向独立方向发展，这是为洋务官僚所不允许的。作为洋务企业总头目的李鸿章，不得不在权利与效益之间走钢丝，以图实现清政府搞洋务运动的总目标。这是李鸿章允许官商矛盾存在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其它官督商办企业中也不同形式的存在着。例如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局务阶段，由于坚持按“买卖常规”经营企业，企业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唐廷枢死后，李鸿章任命醇亲王奕的侍役张翼主持局务，情况大变。张翼为了摆脱商股的控制，一反历来采用的招商集股的办法，而直接以矿务局财产作抵压，向外国势力乞求贷款，到1900年前，外债在开平矿务局负债总额中约占44%的比重，[41] 最终被英国侵略者全部攫取了开平煤矿。
二、洋务企业外的官商矛盾
在洋务运动期间，官商矛盾不仅存在于洋务企业内部，而且还存在于洋务企业与其他民间私人资本企业之间。这种矛盾的实质或者说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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