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垄断吗?政府的产业垄断政策在煤矿业中同样存在。不过，煤矿业中的垄断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对重要的大矿毫不松手，而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小矿则准许民间商人私自经营，清政府认为这些小矿交由私人经营，无碍大局”[107]。如开平矿务局在开办时即由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108]，“不准另立煤矿公司”，而且“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109]。直至萍乡煤矿，清政府也“援照开平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招价收买”，要求地方官要对企图别立公司的商人“随时申禁，以重矿务”[110]，并规定周围504方里内不准他人开采。[111] 直隶临城煤矿规定“凡官矿十里以内，有自行开采者，统归官局督办”[112]。安徽池州煤矿“对私人采煤本设有禁例，但本地人民不理睬”，由于“池州人口密集，附近又遭荒歉，官府如果干涉，则可能引起民变；其损失则将更甚于任民间采运”[113]，因此禁令也就不解自消。当然，有的官督商办煤矿并无类似规定。如山东峄县煤矿、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就没有类似规定。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煤矿的开采条件极差，私人资本不愿问鼎。如山东峄县煤矿“自元代以来已废弃数百年，井深三四十丈至六十丈，水深且大，若无机器汲水，断无涸日”，“该处煤窿向用牛皮包滑车戽水，马骡拉挽；迨开挖稍深，人力与牲力汲水不及，窿为水淹，无可取煤，便成废弃，无可如何”[114]。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探百数十尺，虽已见墨色板石，而滨海水淹”，不能开井。[115]“该处用土法试开，煤窿甚旺，但苦无吸水之法”，最后只好停闭。[116] 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也因煤质低劣，过硬，灰多，矿井积水过多等诸多原因而不得不停工。[117] 就一些情况来看，清政府对煤质好、容易开采的煤矿，是禁止私人资本开采的，而对那些煤质差或开采条件较差的煤矿，则不施禁阻，甚至还鼓励民间开采。如池州煤矿，“政府允准了另一个当地的资本家徐氏(徐秉诗)开了一个新矿”，“这个新矿虽然营业不很成功，但在黄逸辉氏的经理下，现在仍在进行开采”[118]。90年代初，更多的新式企业提高了煤炭的需求量，但近代煤矿业却未能相应发展，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清政府不得不鼓励私人采煤业的发展。张之洞期望湖北、湖南和四川各省有私人资本投向新式煤矿，“或仍旧窿，或开新山，或合资伙办，或独力采取”，其产品均可由湖广总督“力筹销路”[119]。但是，由于旧有的好矿已被清政府垄断，新的好矿又难以觅寻，这一号召并不曾引起商人的热情。张之洞只好于1891年动用官款，筹办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前者经营3年，也因无法排水而停顿，后者虽采出煤，但却不合炼焦之用。[120] 看来，中国近代采煤业的停滞，除了清政府的垄断政策以外，采煤技术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清政府的产业垄断政策在其他行业也不同形式的存在着。如中国电报局是“独市生意”[121]，其章程规定独占商务电报，凡商人集资增设电线必须置于该局控制之下。[122] 汉阳铁厂享有独占供应“官办钢铁料件”及芦汉、粤汉路轨特权，[123] 等等，在此不再一一申论。
三、官商矛盾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
如上所述，官商矛盾不仅在洋务企业内部存在，而且也在洋务企业外部存在，它是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始终的基本矛盾，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前文的分析表明，产生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所导致的千年变局中，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试图将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压制和阻止民间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引起了官僚垄断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可是，有论者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们说道：“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封建经济解体下出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同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外国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而日益加深。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洋务派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当时，两派围绕是否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斗争。”并且称洋务派的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除此之外，没有“切实可行的先进思想”。他们把所谓早期改良派，也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归类于洋务派的思想，认为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在诸如设议院等一些不同于其他洋务派的观点，源于他们的出身经历、时代条件等原因，是一个认识过程的问题。他们由此把洋务运动定义为一个“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124]
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混淆了社会基本矛盾和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