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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运动的官商矛盾看中国近代早期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

时间:2009-7-24 13:45:51  来源:不详
务运动基本矛盾的区别。生产力发展状况与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直接映射到一场运动上去。一场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由运动的纲领和路线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本身决定的。如果运动的纲领、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那么,它将有助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否则,它将产生新的矛盾,从而激化或延误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洋务运动的纲领和路线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致使官商矛盾成了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因而至少延误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

上述论者有意扩大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模糊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他们把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说成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分歧,这样,二者之间的分歧就成了纲领性分歧。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认洋务派和顽固派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手段的不同。洋务派主张仿效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即用所谓“图强”和“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他们并不是要让民间、让整个社会掌握近代的生产技术,而是要把这种生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认识到,如果让民间社会掌握了这种技术,那么,清王朝统治的崩溃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一点,李鸿章看得最为清楚,也是最为着急的。关于近代军事技术,他早就向同治皇帝上奏道:最可怕的是民间习得枪炮技术,如果民间“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阵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因此,“鸿章所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也”[125]。关于近代工业技术,他也了解其中的妙处,但就怕被民间习去。他说道:洋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行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确然可解。惟见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26],真是忧心如焚。所以,他主张“变法图强”,也就是通过所谓“变法”来使清王朝自己掌握近代的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技术,阻止民间掌握这些技术。那么,怎样才能使清王朝自己掌握这些技术呢?按照李鸿章的设想,主要要进行下述三个方面的变法,[127]  即:(1)改革军事技术,建立近代海陆军;(2)发展近代民用企业,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其方法是“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ZW(〗《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4,第41页。〖ZW)〗,也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3)改革科举制度,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于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学有成效者,授以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后一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为前两方面的改革提供人才。这些内容,完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李鸿章的变法思想在洋务派中也是比较激进的。在当时,清政府中对于如何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28] 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四种意见。一种是坚持同治初年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传统观念。再一种反对改变旧事物,只主张购械制器,而对于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兴办轮船电报铁路等发展近代民用企业的做法,则表示坚决反对。礼亲王世铎、王文韶及地方督抚中的多数人都属此类。第三种是既主张购置西方的船炮,也同意有限度地引进西方的近代机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刘坤一、李瀚章、李宗羲等人即属此类。第四种在主张引进西方的船炮、机器、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求对旧的制度(如科举制)进行某些改革,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四人属于此类。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古法”自强,持第二、第三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借法”自强,持第四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变法”自强。[129] 第一种人是顽固派,第二、三、四种人都是洋务派,只不过在深度上有差异。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其分歧只不过在如何维持之上。也就是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手段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是尚礼仪、用人心呢,还是不同程度引进西方的近代技术、局部变革一些体制因素。在此,我们看不到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斗争,只有如何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斗争。而这两种斗争的性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在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学习天文算学(1867年)、关于是否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1874年)、关于是否修筑铁路(1880-1889)的三次大论争中,都支持了洋务派的情况呢?正因为二者之间只有手段的区别而没有目的的分歧,慈禧才会支持洋务派。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慈禧称作洋务派的首领。[130]

那么,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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