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7-105页。

[2] 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的最初时期，买办及买办资本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已为许多人所证明。从翰香和郝延平论证了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资本类型当中，买办资本占主要部分。 (参见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汪敬虞阐明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是早期民族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参见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等论文。)笔者也曾经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资本原始积累不足的根本原因及买办资本在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重要性。(参见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四、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3，第18页。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2页。

[5] 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张国辉：《中国新式企业的发动和封建势力的阻挠》，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199页。汪敬虞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各个经济部门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最先发动者是民间商人，而不是洋务派官僚。

[6]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商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0页以下。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8]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0页。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第3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第44页。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3页。

[13]《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28，奏稿，第8页。

[15]《张文襄公全集》卷150，电牍，第10-11页。

[16]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五，第2页。

[17]《弢园文录》外编，第301、302页。

[18]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19]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借债以开铁道说”。

[20] 薛福成：《庸庵文续篇》，卷上，“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

[21]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1，“创开铁路议”。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1，第3页。

[23]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总一般由官方委任，他们代表商股利益，但也得到洋务官僚的信任。张国辉认为他们是“执行封建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准确。(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24]《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20页；《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25]《申报》，1880年10月13日第2版。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131页。

[2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32页。

[2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42页。

[2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3页。

[30]《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第319页。另见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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