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种什么分歧呢?我首先分析一下二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分歧。
首先，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上，早期改良派主张积极抵制，而主要的抵制手段在商战；而洋务派则坚持采取妥协性的“和戎”政策，在对待外国侵略的手段上，则主张以兵战为主。洋务派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才兴起的，有的甚至亲历了鸦片战争，他们尝够了洋枪洋炮的滋味，所以完全丧失了抵制侵略的决心，妥协和周旋成了他们与侵略者打交道的主调。如曾国藩教导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骨之象。阁下……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131]。李鸿章十分理解这一原则，复信道：“自周秦以后驶外难，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132]。当然，洋务派对侵略者的妥协和退让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从内心来讲他们并非完全不想抵抗。若论及如何抵抗，洋务派倾向于兵战。洋务运动的首要着眼点是加强军事技术，70年代开始的创办民用工业活动，主要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兴办煤铁矿，是因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33]。设立轮船、纺织机器各局，是因为“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134]。总之，“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135]。“以商力养兵力”，这就是洋务派关于商力和兵力之关系的方针。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政府仍在强调：“自强之计首在练兵”，而“练兵必先筹饷”[136]。与洋务派不同，早期改良派主张坚决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例如郑观应办洋务主要应是为了御外侮。他把御外侮当作头等大事。他说：“当今之世，与古者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他主张“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137]。在抵抗侵略的手段上，早期改良派并不排斥洋务派的船炮方案，但主张主要靠商战。这是因为早期改良派认识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两种形式，即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中，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为严重。“各国兼并，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其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138] 郑观应因此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39]。主张“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40]。王韬认为“彼所患者不在我之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窃以为商力兵力妥当兼行而并用也。盖练兵以保商，而国威振，国体之尊，即系于是”。他指出：“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141]。薛福成提出“兴贸易藏富于商民则整顿船务为其急政”[142]，把练兵的目的指向商务。陈炽指出，自从通商以来，“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他深感“通商一事，其蠹中国者至深”，提出必须“振兴商务，以与彼争”[143]。也就是说，早期维新派主张用商战的方法抵制外国侵略者，其指导思想是“以兵力佐商力”，这与洋务派的“以商力养兵力”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商力养兵力”还是“以兵力佐商力”，乍一看，似乎区别并不大，只不过是以何者为主、何者优先的问题，但细分析起来，其间的差别就大了，甚至可以说是实质性的、体现两条发展道路之争的差别。首先，以商力养兵力，就是把发展民用工业置于发展军事工业的目标之下，而不是把它作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确立民族独立的根本方法。加上如洋务派自己也认识到的那样，靠单纯的兵力是无法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的，中国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了。相反，以兵力佐商力，就是要把发展民族工商业放在首位，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走上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以商力养兵力，必然要求把商力的发展严格地限制在养兵力的范围之内，即为了实现用商力养兵力的目标，必然严禁商力扩散于民间社会之中，严禁民间资本的自由发展。相反，以兵力佐商力，则要求把发展商力当作目标，也就必然要求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发展民间的私人资本主义。早期改良派人物都要求发展民间和私人资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早期改良派人物在早期大都赞同洋务派的官督商办论，但他们的基点与洋务派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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