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早期改良派是在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这一基础上支持官督商办的，他们希冀通过官督商办，达到国家政权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的基点是商办，是发展民间私人资本。如王韬十分赞同仿行西方的公司组织，但在公司应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他明确表明“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144]。他认为应许民间自立公司。他这样写道：“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夫能与民同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145]他对官督商办的理解是，“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护保持”[146]，“商出赀而官预其间”，“实以助商而非病商”[147]。马建忠极力主张自由发展民营工商业，反对洋务派压抑和限制民间资本，他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取消对民营事业发展的禁防，他说：“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在上者第为民除害，设法鼓舞，令民踊跃于农桑懋迁而不自知”[148]。马建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本”[149]。在论修铁路时，他说：“民资虽竭，独不能纠股而积少成多乎?联官商为一气，天下岂有难成之事”[150]，希冀以官助商。薛福成要求实行恤商、励商政策。他指出，西洋“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殖之者，无微不至”[151]。怎样恤商、励商呢?薛福认为最重要的是准许与奖励商民自己筹立股份公司。他说：“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152]。他认为官督商办的作用，在于“官为设法提倡，广招殷商，设立公司，优免税厘，俾资鼓励”[153]。郑观应不仅是官督商办的支持者，而且亲身加入了官督商办的事业之中。但是，郑观应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并不等于他支持洋务派搞官僚垄断资本。前文中已有所记述，郑观应在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权应由官方掌握还是由商方掌握，与洋务派官僚是有分歧的。经营权由商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私人资本，只不过是得到官方的保护而已；相反，若经营权由官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就是一种官僚资本，只不过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而已。郑观应要求由商方掌握经营权，实际上是要通过官督商办形式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他认为只有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在论述商人兴办船厂时这样说道：“诚能去其畏官之隐衷，予以谋生之大道，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精择洋匠，开设船厂，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154]。郑观应在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中，始终强调坚持维护商股股东的权益，1893年盛宣怀不经股东擅自将招商局款项移作办银行之用，郑观应对此非常不满。他说道：这“虽是挽回利权之策，然擅拨局款兼办银行，不会股东，只求直督批准，于商律不合。盖商律凡公司欲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才可施行。若大权操自直督，无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弊不堪设想”[155]。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更，官权压倒了商权，郑观应本人也蒙受打击，他终于认识到靠官督商办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官督商办是侵蚀民间资本、阻碍私人资本发展的虎豹豺狼，发出了“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愤怒吼声。
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到如何对待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反映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在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难看出，只有按照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那样，以兵力佐商力，坚持发展民族工商业，坚持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和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在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走上独立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分歧，而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是看不到这种分歧的。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是怎样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分歧，即是(由清政府及其官僚们，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掌握近代生产力还是固守旧法的分歧。两种分歧的性质是不同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无论在经济思想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不是能够用“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56] 来概括的。事实证明，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分歧是两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歧，是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当然，早期维新派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种认识的。他们主要是在中法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初显败迹之后，才逐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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