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关键词： 船山；历史回顾；湘人；学术争鸣
　　
　　纵观一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人们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去认识船山、研究船山、塑造船山。基本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正是这种需要，使得船山研究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由各取所需到全面深刻与整体宏观来认识船山，使船山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带有国际性影响的显学——船山学。
　　
　　一、湘人的推戴，船山走向全国
　　
　　对船山著作的研究应从清末开始。康熙年间任湖广学政的潘宗洛为夫之作传，“余为船山先生立传贻史馆。以稿授其嗣王生虎止。”（《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521，以下凡出自此书，仅注页码）船山个人传记传入史馆。乾隆三十七年，湖南长沙人余廷灿任翰林院检讨，三通馆纂修，为船山写作了另一传记。其时，清政府在进行了一系列文字狱之后，为收买人心，开始收录前人著作。要求各省送呈地方儒士著作，船山之书三十种列入《四库全书提要》。阮元（1764-1849）任职史馆时（约1804年前后）修《国史儒林传》，船山成为清史中一百余儒林中的一员，名声始闻天下。
　　曾国藩兄弟为船山学的研究开启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他们印刷出版了船山著作。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礼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418-419。）曾国藩以为船山之书就是仁礼之书。自孔孟之后，仁礼已丧失殆尽，直至宋儒才开始恢复，而船山是继宋儒之后的明礼之大仁者。
　　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完成将船山跻身于清初五大名人学者行列的任务，至清末则更跻身三大儒，入祀孔庙。
　　曾氏兄弟将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梅勿庵相提并论。湘潭欧阳兆熊认为船山超过黄宗羲等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576）湘阴人郭嵩焘在向清光绪帝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582）他还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世，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让船山陪祭孔子是湘潭人欧阳兆熊最先提出。曾国藩十分赞成，他说：“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557）湘潭人赵启霖于光绪三十二年以折《请三大儒从祀折》上奏，第二年（1907年）获准以三人从祀文庙，这可以说是清代船山由默默无闻走上神坛的最后一步。上奏称：“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崇国粹。……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尚有三人，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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