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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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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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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改革也不离船山。其曰：“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721）又曰：“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715）成为康梁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船山学社》的成立，《船山学报》的发行，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国粹》、《国粹学报》、《民报》甚至《小说月报》都在大肆宣传船山。特别是《船山学报》，更是专门期刊，对于传播船山思想与船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立《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的浏阳人刘人熙为清朝进士，地方大员，他早在光绪九年（1883）就盛赞船山，倾向改革。他说：“自程朱之后，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875）辛亥革命后于湖南任事。他于民国三年在长沙创船山学社，任社长。民国四年出《船山学报》，虽然仅出八期，但对于推动船山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船山学报》，他说是为了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忧中国可能之亡，“欲免奴隶牛马之厄运”。而“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以新吾湘”（872-874）在此他提出一个新名词，即船山之学，后来演变为船山学。熊十力大约于1918年写作《心书》时，称“遂名船山学”。（981）王永祥1934年写作的《船山学谱》也提出此名。使研究船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民初船山学社的创立，开启一代学者对船山学术的真正探讨。如果说梁启超仅仅是个人之研究，则船山学社就是一个群体，一代哲人。他们所做的是对船山的广泛而全面研究。民国期间对船山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进行分学科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谈到西方学科分类对中国影响，举谭嗣同为例，谭认为“算学虽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于是蔡认为“那时候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887）
将船山学划分为不同学科进行研究，使船山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梁启超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方面，他称自明亡以来是新旧学派的变迁，另一方面，他称船山之学主要是哲学的。“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方向出发。”（739） 与梁启超同时的胡适认为船山是中国的尼采。当然，民国期间，最著名的哲学家与儒学家要数熊十力了，他的《心书》、《新唯识论》、《原儒》等书，莫不大讲船山。他说：在对人生认知之初，十分烦恼，后来“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阀，洙泗之薪传也。”（981）他在解释《张子正蒙·大心》之后一段小字说：“汉以下，有哲学天才者莫如横渠，船山。船山伟大，尤过横渠矣。其学问方面颇多，犹未免于粗耳。”（990）与熊十力同代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家哲学史（提纲）》也讲王夫之。称“王船山庄子解具有卓识高见，非其他注解可及者。”（1002）
民国学者，除从哲学上认识船山外，主要从经学、史学、民族观上认识船山，而其它如伦理道德、宗教、经济、军事、美学、法学、文学、艺术、阶级、政治、教育等等则少有涉及。然而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远远不够而已。
民国之际，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武器，是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是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同时，某些学者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之际，盛赞船山学术之伟大，学习与研究船山，成了爱国主义的产物，成为抵抗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种种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之言论喷涌而出，船山思想得以升华。
三、解放以来的船山研究
1949年以来的船山研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基本上是围绕政治需要展开的。六十年代之前的船山研究，除了继承民国以来分学科研究之外，要在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及政治需要相结合，文革中更是为政治需要而塑造船山。
六十年代之前，船山研究基本上在哲学领域的唯物论、辩证法；而且注重于哲学范畴与哲学体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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