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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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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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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781）
船山由衡阳走向全国，与深层次的恋乡文化情绪密有关。无论是曾氏兄弟还是其他湘人，他们从湖南人出发，从政治、文化上提升湖南人的品位。如郭嵩焘奏稿所说：“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应恳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583）而刻书的欧阳兆熊则说：“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579)郭嵩焘还在《船山祠碑记》中说：“吾楚幸得周子（周敦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584）
二、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民族革命的理论依据
从清末开始以至进入民国，国民政府及湖南籍人士，继续对船山著作进行搜集与整理出版，并对船山作全新的认识，他们以船山思想为武器，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推翻专制主义皇权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说：“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为争自由争人道而死者，实一千二百万人。”
为了推翻满清王朝，革命党人利用民族矛盾，激起汉民族广大人民的义愤，掀起革命高潮，在《东方杂志》中发表大量革命文章，借用了船山民族主义并注入革命思想，用夫之民族观来诠释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创办于1909年的《国粹学报》其办刊的宗旨就是“保种、爱国、存学”，刊登船山的文章与船山画像，宣传反清。章炳麟说：“当秦汉以后，中国之君而犹若是，况异类乎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人土地。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杰，则食我毛也。”（786）
章炳麟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说：“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801）当时湖南人如杨毓麟、杨度、杨昌济、蔡锷之辈，莫不大言新湖南、盛赞船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其名言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808）
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逐满清反动政权，也在驱逐西方殖民主义者。杨昌济就说：“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为家，遂无须民族主义也。”(816)提出以五族为一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真正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来研究，应当是梁启超。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就专门从学术上论证船山，这可以说是让船山由曾国藩等的儒家仁义礼智之儒士转向学者的起点，开始了真正的船山学术研究之先声。梁启超研读船山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认识船山，他将船山列入新旧学派的过渡者五人之一，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刘继庄。
梁启超在1924年之际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的贡献主要是哲学的。他受谭嗣同影响，也应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就说过：“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而转为经学之师。”（710）康心中的船山是儒士，是经师。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下小注云：“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同上712）谭心中的船山是思想家，其思想之震憾人心空前绝后。他的《仁学》一书，谈天理人欲，都不离船山，说变法、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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