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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世变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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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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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提出是思想者与其身处社会互动的结果。晚清在古文《尚书》为伪的结论已为学界主流的情况下，突现一股辨真的高潮，也和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内部已经出现危机，道光后期英人来侵，从此清朝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的急剧变化引发学人思考，他们将学术研究与自身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找寻挽救危亡之路，这一时期，有学者出于对国家军事情况的担忧，集中力量研究边疆史地，已被学界视为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在学界的投影。与此类似，晚清以来的辨真活动同样也是“学人”对“世变”的回应。他们看来，道咸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节节失败根源乃在“人心”沦丧。光绪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说：“中日之战，非兵不强，非饷不足，实由人心邪佞，比党误国之所至。”“核实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虽以一人精西学，不过如洋报所斥行私各弊，仍无补于国家，人心苟正，举中国圣贤之法度，循而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为“世道人心”立论基础的古文《尚书》，成为这些学者维护的首选。
以洪良品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户科掌印给事中等职[13]，他为古文《尚书》辩护之因，体现在其《古文尚书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据该书《跋》，此书和某“上疏欲废古文者”有关。民国初学者伦明认为此人即王懿荣，其上疏在光绪十年：“其后懿荣疏被驳，良品疏亦不果上，遂发奋撰成此书”。该《跋》落款为光绪十二年，是该书至少当年已经成形。如洪氏光绪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称：“古文为圣道圣学之所寄也久矣，自汉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纲维乎，是无从稍有訾议其间者，乃更数千百年忽以末学肤受，自作聪明，以孔子手定之书妄被以伪孔之名，诬圣毁经，莫此为极，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发愤与争，固不独驽质下材为之矻矻力辨也欤？”[15]这样的著作动机，也是历来辨真学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辞之激烈，随时间推移，与社会动荡和国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间曾有废古文之议。当时庄存与提出：“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戒亡矣；《太甲》废，‘俭勤永图’之训坠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16]尚能较心平气和。而道咸以来的古文《尚书》辨真，则由于这些学者身处的环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国力急剧下降的时代，故体现在这时的是对“世道人心”更为焦虑的思考。
咸丰六年王劼写道：“使谟无大禹，则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盆稷，则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纲，经义晦矣。况《仲虺之诰》、《大甲》、《说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须，若以微子之宾贤，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陈》、《毕命》、《君牙》惟尔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变置焉，将使君道日就昏乱，人心世道日就诡随，而曰以复古学，复古学何为哉！”[17]与洪良品同时的吴光耀在《古文尚书正辞》中则说：“奚是乎《正辞》？以好异甚则心术坏，世变可悲也。”[18]民国初王小航在所组织的卫经社中强调：“请观乾隆以来百数十年，世风日降，人心日肆，以至无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独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则知诩小慧以毁诸经，昧心害世，不过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贻害天下而不顾也，今我同人有志卫经，原不限于一经，而毁经诸说，尤以毁古文尚书为最烈，故卫经应以是为先。”[19] 三、以对“虞廷十六字”的考辨为例
所谓“虞廷十六字”是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几，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程朱理学理论体系的源泉，对将理学作为功令的清代国家来说，更是进行统治、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据。阎若璩认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经》：“《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读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而洪良品则说十六字精妙绝伦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而造语如是之精密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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