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末王粲为魏侍中，参与兴造有关礼制。其所造制度，影响及于隋唐。本文从学术史角度，考述分析了王粲当典章散乱之际，负责修订重建朝廷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爵制、服佩制及宫廷雅乐之制等。在此基础上深入追溯其家族汉代山阳高平王氏天人相贯的汉学背景，以阐明王粲典制度的学术渊源，由此兼而说明王粲在曹氏政权中虽居“常伯”之尊修饰礼典，但用世之志远不能真正满足的特殊思想心态。

　　关键词：王粲  侍中  礼仪制度  山阳高平  今文经学  七政五典  《尚书问》

一

　　作为“七子之冠冕”，王粲在邺下诸子中，不仅文学方面成就最高，且在曹氏政权中所任官职地位也是最高的。他于建安十三年归曹操后，即以劝降刘琮之功，封关内侯，是诸子唯一获封爵者。后为曹操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魏国建，又任侍中，出入骖乘，似乎颇受器重。侍中一职，为门下近臣，汉晋时主要掌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出行护驾，顾问应对，拾遗补缺，并参与评议尚书奏事, 有异议得驳奏。定员四人[1]。当时与王粲同任此职的和洽、杜袭、卫觊，其应对顾问，往往在军国大政方面，曹操对他们的建策也较为重视[2]。王粲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其在魏国为侍中，主要充作后车捧裾之任，史书上甚少其参与中枢决策的记述[3]。后来曹植作《王仲宣诔》，对王粲之任军谋祭酒，尚有“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之语[4]，然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死后褒美之辞；至于叙及他为侍中，即唯道其职务之显荣清要与逝世前的那次随军出征而已。
　　综合史载，王粲侍奉曹氏，为其所重者，大体应是在博学应对、文章撰著和制度兴造三个方面。首先，曹氏利用他对各方面知识的博闻强识，以备顾问，《魏志》所谓“博物多识，问无不对”[5]。其次则用他的文才，用之撰作应用性的各类文书与具欣赏性与歌颂性的诗赋文章，据《魏志·武帝纪》及注引《魏书》，建安十八年朝廷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操“前后三让”，荀攸、钟繇等领衔，群臣一再劝进，王粲亦以关内侯的身份厕身其事，具名上表[6]。而《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果如其所言，建安十八年群臣劝进之表极有可能就出自王粲手笔。他随后得以选任魏国侍中，或许亦与之有关。又建安二十年，曹操出征张鲁，《武帝纪》裴注称：“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此次出征王粲以侍中从行，作此类赞美诗，显然是其职责所在。
　　而王粲在魏政权中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务，则在典定制度，即其本传所言魏国建后，“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云云。兹详析之：
　　自汉末战乱，朝廷播越，宫室焚毁，故老凋丧，汉世礼典仪注亦渐亡佚。《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载献帝兴平中，朝廷被董卓诸将所劫：

　　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

《魏志》及注引《魏书》并言当时“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7]；及“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8]。其朝仪之简陋缺略可知。至于郊祀大典，明堂释奠之类，更不遑及。而王粲值此旧仪废弛失传之际，由于其特别的家学渊源，被魏氏用之兴造礼仪制度。《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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