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所言先秦制度[24]有所不同，而东汉明帝之“复制佩”，实乃参考古制。《后汉书·舆服志》及《通典》谓“明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璜，皆以白玉”[25]，此种“大佩”，与单件之玉佩不同，乃多种玉器如瑀、璜、冲牙等组合而成，古称“杂佩”，其形制从近年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屡有见到[26]，鱼豢《魏略》谓“有双璜、双珩、琚、瑀、冲牙、琨珠为佩者，汉明帝采古文始制。”[27]而汉末战乱后失传的佩制，有可能亦包括这种组佩的排列穿组样式。王粲之识旧佩，当亦含有了解东汉大佩串组形制之意，否则很难对瑀、璜、冲牙等玉佩之形与名加以判断[28]。
至于王粲玉佩之法是否传之于后？答案应是肯定的。前引挚虞所言“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以及《宋书·礼志》五称当时所服之佩制式来自王粲，“魏侍中王粲识其形（指东汉玉佩之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可知王粲玉佩之法亦即通过王粲而保存下来的东汉佩饰制度，自魏晋而至刘宋时，犹未失传。虽然后来《通典》述历代佩玉之制，不言魏制[29]；然据《通考》，则是因“魏氏多因汉法”，故“其所损益之制无闻”[30]。而所谓“多因汉法”，自是指采用王粲之法。其制度之大概，从史书所言晋宋因袭汉魏玉佩之制的情况，可大致推知。以天子服佩为例，《晋书》卷二五《舆服制》谓：
及晋受命，遵而无改。……佩白玉，垂珠黄大旒，绶黄赤缥绀四采。
《通典》并称，“晋制，盛服则杂宝为佩，金银校饰，绶黄赤缥绀四采”[31]，所谓杂宝为佩，即说明佩饰乃用不同材质之玉石（可能亦有玛瑙、水晶、玻璃、煤精石等）串组而成（如满城汉墓二号墓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之佩饰），而其所“遵而无改”之制，按《通考》所言，就是汉魏之制[32]亦即王粲之制[33]。刘宋时天子礼服佩玉之制，史书无载，但从《通考》言“宋制平天冕服，不易旧法”[34]之言推断，其佩饰也当同样不改旧法。如结合天子以下的皇太子至诸王之佩饰来看，宋制遵晋制亦是无疑的。《晋书·舆服制》载：
皇太子金玺龟钮，朱黄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翠緌。佩瑜玉，垂组。
诸王金玺龟钮，纁朱绶，四采：朱、黄、缥、绀。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亦有三梁进贤冠。朱衣绛纱襮皂缘，中衣表素。革带，黑舄，佩山玄玉，垂组，……。
而《宋书·礼志》五载：
皇太子，金玺，龟纽，纁朱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瑜玉。
诸王，金玺，龟纽，纁朱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
比照两代佩玉制度，宋对晋制的因袭也是很明显的。
夏鼐先生在论汉代玉器时曾指出，汉代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一个结束了殷商以来传统的过渡阶段，而在其后的各朝代，就是玉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了[35]。而王粲对汉代玉佩之法的复原，在汉以后佩饰制度的保存发展中，无疑起到某种承先启后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比德于玉的传统，直到经学衰落，朝纲大乱的汉末，仍为一些真正坚持儒学理想的士大夫所看重。与王粲同时的徐幹，在《中论》中以治玉喻君子之修养德业，谓“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欤？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既纯，而知仁德之可粹也。”[36]并以佩饰为君子“嚮道”，雕励自警之用[37]。应当看到，徐幹所言佩玉修德之功用，较之古礼，显然已寓有儒学士大夫个体自觉的新内容。由此似亦可认为，王粲在汉末乱世识得旧佩一事之意义，不止限于制度保存之层面，实际上还另有一层坚持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潜在内涵。
雅乐为传统礼仪制度之组成部分，《白虎通》引今文《尚书》有“前歌后舞，假于上下”之说[38]。所谓“功成作乐，治定制礼”[39]，有关魏宫廷乐舞歌辞的造作，《晋书》卷二二《乐志》上称：
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时逢吞灭，宪章咸荡。及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
又《宋书》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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