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侍中缪袭又奏：“……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

按曹魏宫中雅乐之作，始于杜夔，《艺文类聚》卷四一引挚虞《决疑要注》：“汉末丧乱，绝无金石之乐。魏武帝至汉中，得杜夔识旧法，始复设轩悬钟磬，至于今用之。”[40]至建安二十一年七月，魏始设钟簴于文昌殿前[41]。《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刘逵注引其铭文曰：“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又作无射钟。”[42]。此铭后有人认为乃王粲作[43]，按王粲家学渊源，通音律，明钟簴之制，又曾作《蕤宾钟铭》、《无射钟铭》，作此钟簴铭之说，未必无据。由此兼可推知，其造“新诗”的时间，或者是在建安二十年之后。
　　金石为众音之首，王粲既晓钟律，又善著文，其造作乐舞歌诗自能够协律被于管弦。从史料看，所谓“王粲等各造新诗”，实际上是在汉代乐府旧辞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曹氏政权的需求，对部分古歌辞加以改作。其所改订者，主要是“登哥”《安世》与《巴渝》之乐。其中“登哥”一般指祭祀时登堂所奏之歌，前人以为特指《太庙颂》[44]，其辞在今《王粲集》中可见三章，为祭祀曹氏先祖的宗庙乐章之辞，作于建安十八年，是年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始立宗庙，遂令王粲为颂，以祭祀曹氏先祖。因当时曹操未曾称王，故只称《显庙颂》，后人改称《太庙颂》[45]。至于《安世》之歌，乃是用于朝廷祭祀神灵之乐章，《南齐书》卷一一《乐志》：

　　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诗》，说神灵鉴飨之意。

王粲所作，在魏文帝即位后，曾改称《正始乐》。据《宋书·乐志》所载魏明帝时侍中缪袭所上奏章，《安世》本汉时歌名，昔人曾误以为《安世乐》相当于周之《房中之乐》，其内容是歌咏“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然依汉《安世歌》之旧辞“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实为“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之作，并无歌咏后妃之德风化天下之意。因此魏国建后，王粲作此歌，即依汉代旧辞，“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故缪袭建议，“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明帝奏可[46]。而王粲《安世》歌辞，在沈约作《宋书》时，已告亡佚[47]。
　　《巴渝》为杂武舞乐，汉代有《巴渝舞》四章，《类聚》卷四三引《三巴记》：

　　阆中有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舞。

又《晋书》卷二二《乐志》言：

　　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48]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巴渝舞》的具体篇名，《晋书·乐志》谓“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 賨人“天性劲勇”[49]，尚武善舞，所谓“《矛俞》”“《弩俞》”等，原本是阵前即兴歌舞，舞者即兵士，手持矛槊弓弩等兵器，且歌且舞，随口所唱之歌辞，亦与矛弩等兵器有关[50]。由于乐调舞姿豪迈雄壮，为汉高祖所喜，以后遂使乐府习之。此舞乐来自西南少数族，音乐和语言上都与中原汉族歌诗有别，故由汉到魏，历数百年之后，朝廷中已很少有人能通晓其句韵音律。史称“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51]又称王粲尝就歌曲意问于巴渝帅李管、种玉，“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52]。《白虎通》谓“歌者象德，舞者象功”[53]，王粲亦是在当时战乱不绝，崇尚武力的时代背景之下，借用参照《巴渝舞》之旧曲辞而更谱新词，保留其武舞的形式，用于宗庙祭祀，以歌颂统治者之武功武德。《宋书·乐志》称王粲造“魏《俞儿舞歌》四篇，注言“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晋书·乐志》谓此四篇之中，只《行辞》“以述魏德”，前人据之，有谓用之郊庙，或不足以形容功德，昭告神明者[54]。此说不知何据，实际上此四篇俞儿舞歌，内容均为歌颂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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