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一则指五教，即五经之教，《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乃使舜慎和五典”，《集解》引郑玄曰：“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又《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五典纪国家之政”李贤注云：

　　《礼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个人以为二说义皆可通，又均与《尚书》之学相关联。古以司徒为地官，掌国家道德教化，诠释推行五常五教，正为其职，宜陈蕃辞让三公之位而言之。而王畅以“齐七政训五典”而为陈蕃所推，其家传学术如何，不言自明。《魏志·王粲传》等言王粲“强记默识”，“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125]，又识钟律，曾作《新选杂阴阳书》等，非唯只是颖悟才高，其间除去地域影响，也正是其家传《尚书》之学，能齐七政，推阴阳，精于天文算历的传统之所遗。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学贯天人的家族学术文化背景，影响及于王粲，一方面有助于他在曹魏政权中参与制度之兴造，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深了他因为不得真正用世展才而产生的心理失衡。虽然时人及后世对王粲参与重建礼仪的意义评价甚高，但对于居“常伯”之尊，享有负责制度兴造的崇重地位之王粲而言，这种修饰虚礼之任，确实远不能使他的用世之志得到真正满足。史家谓其“躁竞”，诚非知言，而为和洽所嘲他之“悒悒”，又岂止是因为“见敬”不及同僚而已[126]？

[1]《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叁乘佩玺秉剑。”《晋书·职官志》：“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中华书局1965年版。
[2]《魏志》卷二三《和洽传》载洽明达政事，尝谏当时选举过于尚俭节，以为国家“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后孙盛谓“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曹操征张鲁取汉中，和洽建议“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以后形势发展，果如其言。馀二人中，杜袭本属“计谋之士”，《魏志》卷二三《杜袭传》载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以后大军东还，须留长吏镇长安，“主者所选多不当，太祖令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曹操还曾为如何解决关西诸将问题问策于卫觊，虽由于种种因素未采纳其建议，但却为之后悔不已。《魏志》卷二一《卫觊传》注引《魏书》：“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彧问觊，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中华书局1982年版。
[3]《魏志·杜袭传》中的一则著名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种情况：“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4]《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164页。
[5]《魏志》卷二一《王粲传》。另《御览》卷五五九引《异苑》中一则故事，事虽不经，亦可略见王粲备顾问之一斑：“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性热蒸出外，致卉木焦灭。’命即凿之，果得大墓，有礜石满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6]值得注意的是，邺下诸文士中，参与劝进的仅止王粲一人。
[7]《魏志》卷六《董卓传》注引《魏书》。
[8]《魏志》卷六《董卓传》。
[9]《晋书》卷一九《礼志》言“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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